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

问题的缘起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陷入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度使全球银行业资本金缩水1/3，市场价值缩水2/3，一些国家从金融危机发展到整个经济危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国家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是全球性的，中国当然无法幸免，许多危害后果的暴露具有时滞性，并且救市的效果也有待观察与评价。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所遭受的短期损失要小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社会在遍寻危机解救良方而不遇后，幡然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独具魅力，于是各种版本的赞誉纷至沓来，一时间盖过了早些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冷静分析，这其中不乏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真心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友好人士;但也有表面唱赞歌，实际上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要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不切实际的责任，让中国为危机买单的民族主义者;还有野蛮地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无端地归咎于中国，对中国横加指责和干预的用心险恶者;更有甚者，始终不放弃霸权思维、冷战立场与遏制战略，热衷于绞杀或“捧杀”中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中国的发展安全涉及诸多方面与关系，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西方意识形态围堵中的“普世”价值观渗透

普遍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美国化”，即把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缩影，抬高到发展中国家模仿的模式。系统地表述了旨在发展中国家复制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政策”[1]。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是衍生软实力的资源的主要渠道，约瑟夫·奈援引基辛格的观点说，“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此之外，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2]。今天的全球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控制着世界最大的资讯、信息和媒体网络，通过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体长期传播美式价值标准，最快速度地以美国人的视角编辑、发布、评论国际事件，削弱其他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政治意识，进而打压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趋向，整合西方“普世价值”。正如戴维·兰普顿所说的，“美国人最支持这样的外交政策：实施这一政策能令人信服地既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又能服务于美国的理想”[3]。

美国的价值观全球扩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4]。美国的政治精英始终将美国装扮成“‘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不论是外交事务，还是国内政治，美国的大众辩论从来不说是不同利益的竞争，而说成是善恶的斗争”[5]。1990年4月，老布什总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1993年9月，克林顿在其首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抛出了被称之为“克林顿主义”的新干涉主义理论。克林顿声称：“世界上任何遥远角落的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内部事务，都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不仅要为维护和推进美国的利益而战，还要为维护和推进美国的价值观而战”。[6]2005年1月，小布什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实现这个目标最终不应由暴力达成。但在必要时，我们将以武力自卫，并保卫我们的朋友。”[7]这充分暴露了美国输出价值观、干预他国内政、追求单极霸权的图谋。当世界其他国家与西方的或美国的价值观不一致时，美国或意识形态进攻，或政治孤立，或煽动分裂，或经济制裁，或直接出兵侵占、颠覆现政权，或上述手段兼备，这从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国家的一系列全球干预行动中可见一斑。

在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过程中，由于政治孤立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直接的军事干涉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反对，而经济制裁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于是美国在加紧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推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输出与攻势。霍勒斯·卡伦曾说：“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美国生活方式等同于文化理想、多样文化和乐观主义。那么，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在价值上就等同于一个世界公民”[8]。阿扎雅胡对“美国化”的基本定义是：“一般而言，在文化领域，‘美国化’主要指美国大众文化对美国之外的文化环境的冲击。从根本上讲，美国化涉及文化输出和文化移植。美国化意味着文化变迁。”“美国化”一方面带来美国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造成当地文化状况趋向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9]。用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话来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0]。很显然，西方文化或美国式文化输出和扩张的最终目的，在于以文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国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植入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而改变他国主流价值观，成为西方世界的追随者和拥护者。

早在1945年9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本顿指出，以人员、图书、教育、艺术等手段进行文化交流是一种“慢媒介”，主要用于“影响精英人物”，着眼于“长期的文化调整”;无线电广播和电影宣传则是“快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11]。借助于资本的提携，抑或依照资本的逻辑，形成了西方霸权文化“殖民”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现象与趋势。有论者将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潮流和审美心态称为“(资本)帝国审美”[12]。

美国式消费文化的全球扩张是西方文化攻略、进行价值观渗透的成功案例。战后美国通过消费文化析示范作用，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陷入对资源能源等初级产品高度依赖的泥潭中。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在追赶国际消费潮流，不断实现强势国家所创造的需求背后，是本国资源的大量廉价输出、过度消耗、大量的碳排放以及国民福利的流失，而强势国家则扬长避短，获取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利益。

互联网日益成为宣扬西方价值观、对非西方体系的青年人展开意识形态攻势的重要平台[13]。“9·11”事件后，美国成立“全球宣传办公室”，其职能是利用网络等媒体来控制信息。2009年5月，奥巴马宣布在白宫设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并任命网络安全协调主管负责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被称为“网络沙皇”。《纽约时报》引述国防部发言人布赖恩·惠特曼的话说：“我们不想讨论攻击性网络行动的问题，但我们认为，网络也是一个战争领域。我们应该有能力像在其他任何战场一样在那个领域展开行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