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3）

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

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给中国和平发展设置了诸多障碍，使得中国发展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易变，中国此前为改善东亚、东南亚关系所付出的外交努力的成效大打折扣。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和防范，部分国家则试图通过强化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来谋求地区霸权，这为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存在提供了借口。

第一，中国的合法行动受到限制。2010年7月，中国官方媒体连续发表分析文章，强调中国在南海的核心国家利益，由中国海军主导自己在这一海域开展反海盗行动。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7月13日在网站上刊登彼得·哈尔彻的文章《中国正朝领土野心全速前进》，指出“此举令中国与5个邻国的领土主张直接冲突，对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上的海上优势形成挑战”[34]。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将南海列为核心利益，意味着南海在中国领土主权上的重要性上升，这不涉及南海的归属问题。维护中国海洋领土完整和海上安全，保护中国新兴的、广泛的海上经济利益是中国海军的“远洋防御”战略的题中应有之意。核心利益关涉中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关涉重大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绝不容许外部干涉。宣示核心利益等于昭告国家利益的底线，本意是防止国际社会的误读和误判。然而，西方国家却故意曲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将中国军队的正常防卫建设当成军事扩张的前奏而大加渲染，并鼓动、插手相关国家的外交、军事政策走向。例如约瑟夫·奈就认为，“中国太过于高调的军事姿态很可能在中国的邻国中催生一个反制联盟，从而削弱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亚洲，中国实力的崛起招致了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抗争”[35]。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本身应付带来更多的反对”[36]。例如，2011年9月16日的《参考消息》头版发了一组题为《美澳军事合作针对中国迈大步》的报道，报道指出：

美准备让两国军事关系迈进一大步，即在澳西部海岸和北部海岸部署美军。……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在与中国的贸易和与美国的安全协议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随着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和东亚其他地区所采取的行动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一项民调显示，由于担心安全而支持美国在澳驻军的澳大利亚民众比例高达55%。……美国谋求获得新基地一事反映出中国不断上升的国力已开始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挤压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37]。

有论者从澳大利亚的立场出发认为，“澳大利亚的新贸易格局意味着主要商业伙伴——中国并非战略盟友……澳大利亚人的对华态度依旧十分犹豫。……罗维研究所当月(2011年4月)的一次民调结果却显示，近半数的受访者相信中国会在20年内成为一大军事威胁。许多人对中国投资增幅感到担忧”[38]。除澳大利亚外，中国周边的一些中小国家，忧虑中国崛起后会实行对外扩张，“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与防务合作、增加自身军费和防务开支、发展与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大国合作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即采取所谓的‘对中国两面下注战略’(hedging against China)，巩固在中美两大国之间谋求最大战略空间的现实主义战略选择”：既想利用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牵制中国，又渴望在经济上通过分享中国的市场、投资和贸易来获取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对中国两面下注战略”的核心是要在东亚较为稳定的中美“两强结构”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中美矛盾，让中美相互制衡，为其赢得最大的战略收益。[39]

事实上，中国的国防建设还不足以支撑与新时期历史使命。就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而言，美国为3.5%俄罗斯2.41%，法国为2.35%，英国2.28%，而中国仅仅为1.36%。中国的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中国的军事战略总体上趋于防卫型，中国的军力发展服从于“中国永不称霸”的战略构想与国际承诺，因此，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就是等同于世界上维持和平的力量增强。西方国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炒作“中国威胁论”市场式微的情况下，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中国责任论”，挖空心思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

第二，中国易落入国际事务与大国责任的陷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就有较强的意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霸权国通常占有最领先的技术，最具比较利益的优势，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国，因而也就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但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其他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40]。而保罗·肯尼迪提出的过度扩张论认为，“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41]。由此，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来维持既有的国际秩序成为强势国家重要的选择[42]。长期以来，美国的国家战略其实都是“全球战略”：在经济(金融、贸易和产业)战略方面，美国始终从制度层面把持着全球经济规则、产业标准的制定，控制全球生产体系的运行;在科技战略上，美国始终牢牢掌握知识创新的最前沿，并将最先进的科技运用于军事领域;在军事战略上，一直谋求与其他国家保持代际优势，同时在太空、网络、极地、海洋等领域抢占先机，服务于其全球霸权构想;在文化战略上，宣扬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模式，输出“普世价值观”，强调“世界警察”的“霸权责任”。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必然衰落，但其无力同时应对全球危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在国际交往中要求中国承担更重要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责任论”发端于金融危机前，流行于危机爆发后，是西方国家试图让中国为金融危机“买单”的舆论工具之一。自从2004年5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后，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热议。2007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曾提出“中美国”的观点，称“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危机导致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增加，“中美国”的平衡结构似乎被打破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促使“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的再度热炒。美国提出的“再平衡”就是要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此流行。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客观上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显著提升，“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前副首相赫塞尔廷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变化的三“大”——变化范围之大、变化速度之快和变化观念之深对西方世界正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美国的霸权实力正在逐渐衰落，世界多极化趋势越发明显，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冲击，无论出于何种居心，国际社会均期待中国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黄靖博士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二是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三是道义上的责任，要求中国逐步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43]。

“中国责任论”有诸多版本，当西方相继陷入困境，中国付出极大代价来抗击危机时，西方却声称单单中国从金融危机中受益，谓之“中国独秀论”、“中国救世主论”;当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宣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时，世人惊呼“中国火车头论”;当中国严正声明自己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而无法承担西方强加的脱离实际发展水平的国际责任，西方称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也有诸多形式，贸易顺差、美国国债、人民币汇率、碳排放、能源消费等皆成为西方的兴趣点。西方某些学者、媒体、国家政府，多次发难，认为中国“刻意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操纵人民币汇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以及“国内消费不足造成高储蓄”，从而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失衡[44]。无论何种版本或形式，其包含的促使中国按照西方意图进行政策调整，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的目的没有改变。例如，在世界经济交往深入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失衡绝非仅仅由某一国因素所造成，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本身就是别有用心;在贸易顺差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美国一方面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严格管制，是造成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持有美国国债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美国要求中国多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危机分担责任，但同时认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过多，有操纵美国经济之嫌，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45]。与此前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敌意昭然的攻击相比，“中国责任论”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开始在许多场合表示，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江忆恩认为，对中国来说，“负责任大国”意味着，中国将对国际体制的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问题等新内容[46]。关键是中国要对国际社会承担多少责任、在哪些领域承担责任?

事实上，中国积极参与各种非物质性的国际制度建设，例如在对待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的旨在降低全球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问题上，中国早在1998年5月29日就签署《京都议定书》，于2002年9月3日核准，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意味着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制度的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47]。而美国、加拿大却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

简单结论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走向可知，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依然十分严峻。在西方强势国家的思维定势中，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

中国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无论是赞誉还是抵毁，无论是效仿还是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依然步履坚定。正如戴秉国所说：“那种要拉帮结派对付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那种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及在中国近海搞联合军演的做法，更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既不合时宜，又阻挡不了中国的发展，更会失去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历史性机遇，注定是行不通的。”[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