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2）

美国重返亚太：衰落中的全球战略调整

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安全依赖于国家实力，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加必然带来国家安全的相应增加，“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15]。但“9·11”事件却意味着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关系的非对称性。多伦·查尔斯认为，在霸权相对兴起和衰落的特定拐点上，战争要比其他时刻更容易发生;针对新的角色来调整外交政策以与新的霸权相一致，往往更有可能导致战争爆发[16]。尽管对美国是否开始衰落或已经衰落存在着广泛的论争，但冷战后世界更加趋于多极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从海湾战争以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仿佛给查尔斯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注解。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尽管经历了“9·11”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强势国家的官方及其智库的观念并无本质性的变化。正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修斯所说，恐怖主义和反恐需要并“没有改变中美最基础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它只是暂时地搁置了其中的一些根源。在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权、反导、美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作用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互不信任。即使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增加，这些分歧也仍将存在”[17]。客观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日益加深的趋势，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两国面对共同的市场衰退，利益关系更是紧密交织。此外，中美之间在反恐、防核扩散、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也存在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提升，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及此后的经济复苏中的突出表现、进而谋求更加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G20取代G8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等等，对习惯于保持代际优势的美国产生一种压迫式的危机感，与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核心利益产生重大冲突。早在2002年9月20日，“9·11”事件一周年，小布什政府公布了其任上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体现了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帝国(霸权)”论的战略思想，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报告》强调“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威慑对美国、美国的盟友和朋友的利益构成威胁的事物”，“我们的军队将强大得足以使任何潜在敌手放弃企图通过某种加强军事实力的措施来赶超或与我们的军事实力抗衡的想法”。[18]事实上，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模式和自我价值体系的认定，使美国需要一个对立的“他者”，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意识形态来保持团结和建构身份[19]。尽管没有明言，但美国实际上是把中国等新兴大国视为潜在的对手并予以防范。

时代的发展，既有的世界体系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西方强势国家顽固执守冷战思维，无视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傲慢看待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依然将国际交往视为零和博弈。从固有的美国利益出发，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自己却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动辄采取报复手段[20];一方面认为中国是新兴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最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将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包括全球经济失衡、资源竞争、军备竞赛、地区对抗与冲突、国际安全等等，归咎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横加责难。在美国身陷阿富汗、伊拉克泥潭，日感力不从心时，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周边和平环境、维护周边秩序的目的。这些都对美国造成一种紧跟式的追赶态势。2011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指责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航母建设计划似乎都是针对美国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政治、经济、安全诸方面，外交政策转型的重点是，把各种外交资源分派到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11月10日，希拉里在夏威夷檀香山发表讲话时说，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012年初，奥巴马宣布了新战略的指导方针，尽管没有明确说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文件提及，“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一个地区强国将有可能以多种方式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构成威胁”[21]。显然，以地缘政治为先导、双边军事合作为支撑、多边经贸合作为途径，可以发现美国亚太战略的目标在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地区安全机制、经济秩序等全方位的主导权，化解中国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国模式的挑战。

2010年2月初，美国两大新闻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共同进行了一项题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的民调，结果显示，41%的美国人认为左右21世纪世界经济的是中国人，43%的美国人表示21世纪的国际事务将由中国人主导，比认为这两个领域仍由美国人支配的比例分别高出1个和5个百分点。有论者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美国人近年来在面对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的过程时日趋明显的焦躁心理[22]。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东亚的关注点骤然升温。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亚等非传统西方核心区转移，以东亚为代表的非传统西方核心区对全球政治秩序变革和重构的作用日益显著。有论者指出，地区安全局势的结构性调整的核心，是在东亚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权力场”(powerhouse)之后，各主要大国如何重新规划在东亚的战略利益[23]。

事实上，美国领导人早就加快其全球战略部署，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是其中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抑或美国从来就没有放弃亚太。“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并非一定针对中国，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访华期间强调：“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相反，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实力上升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力量。”但从其行动的导向上，中国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是最大的。在2010年美国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导弹防御计划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防务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文件，大佛上可以把握美国对威胁的评估和应对威胁的战略转型的脉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正是美国的军事存在缓解了东亚的安全困境，维持了东亚的和平[24]。由于东亚地区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国家间权力、利益、观念分配的变动难以预料，地区内的安全机制缺乏活力，以及充满后殖民时代民族主义情绪的领土争端等因素的普遍存在[25]，“许多东亚国家对美国的信任都超过彼此间的互信”[26]。例如，许多亚太国家认为，冷战后美国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将日本完全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对日本企图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担当东亚领导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制约的作用[27]。例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公开呼吁，“亚洲唯一能够制衡中国的力量，是美国在亚洲坚定的战略存在。”[28]

在地缘战略方面，2010年以来，美国高调介入东亚事务，反客为主，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一是曲解中国必要的和有限的海防政策;二是稳固和提升美国与相关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如加强驻澳军力，升级美菲同盟关系;三是利用南海问题挑拨、恶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图谋制造地区矛盾和纠纷，并试图进一步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四是通过军演炫耀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存在，传递支持盟友的决心;五是通过人道主义救援、出售武器等方式，加大军事方面的投入;六是举办APEC，强势推进TPP[29]，“走进”缅甸、参加东亚峰会;等等。“美国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咄咄逼人的亚太外交攻势，从中不难发现美国主导亚太事务的迫切心情和政治决心”，有论者认为，“为了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领导权，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挤压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30]。更重要的是，在制衡中国的共同利益引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31]，不仅损害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战略利益，而且过早地与美国的利益接壤，有可能会缩短战略机遇期。

在军事战略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战略的调整主要方向是，针对“反介入/区域拒绝”威胁，着眼未来10—20年的战略格局演变态势，深度整合军力，提升美军远距离投送能力，确保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并将未来常规冲突的目标区域锁定在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至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具体而言，一是扩大亲美阵容，提高“集体安全”能力，把军事同盟关系视为“力量倍增器”;二是重心后移，以关岛为枢纽，完善三线部署，加强在东南亚、特别是南海周边区域的军事存在;三是更新前沿武器装备，提升亚太美军的快速反应和全维攻防能力[32]。2010年7月河内ARF会议上，希拉里高调表示南中国海“有美国利益”。这是美国南中国海政策上出现重大战略转变的标志，其含义已经非常清晰：美国将全力应对中国崛起之后的东亚地缘战略变局[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