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如何避免重蹈欧美覆辙

2008年在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检验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政策效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经验。

到目前为止，美国先是实行大规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然后是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虽然避免了银行的挤兑风险，然而至今没有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也没有改革导致财政危机的福利制度和军备扩张，使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复苏乏力。

最近美联储再次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我们必须注意西方宏观经济学框架的重大局限，避免重复西方短期利益牺牲长期发展的歧途。

西方深陷凯恩斯—弗里德曼陷阱

大萧条以来主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宏观经济学，以凯恩斯主张的财政政策与弗里德曼主张的货币政策为中心，一度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拯救资本主义，避免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尽管两者在政策工具的重点上有所不同，但思维方式的共同目标都局限在恢复经济的短期均衡，也就是维持既得利益集团的现状。

宏观经济学把市场波动的根源归结于宏观总需求表面上的失衡，否认供给方技术革命、大国兴衰引起的劳动分工，和世界格局引发的结构改变。应对措施主要针对大众心理，用预期调控的方法糊弄百姓，而拒绝做政治和经济制度格局的调整。

政策制定的视野是以本国为中心的封闭经济，忽视开放经济下国际竞争对国内政策的制约；在危机面前不敢直面危机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掩盖利益集团博弈的实质，当然不可能走出危机。

历史上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笔者在2009 年的墨尔本会议上警告，如美国不愿和中国欧盟重构后雅尔塔格局的世界秩序，将无法走出金融危机，而必然诉诸战争手段来刺激经济。

目前，欧洲和美国发动的利比亚战争，以及不久前美国在东北亚和南海制造的紧张局势，充分表明美国和西欧陷入的凯恩斯-弗里德曼陷阱的危机深重。

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如何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推进经济学的自主发展。

我们看到，本次经济危机中各国采取了大体类似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但是美国、西欧、日本的宏观政策效果远不如中国，为什么？假如我们仿效凯恩斯提出的财政扩张政策，和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宽松政策，试图拉动内需，缓和国际压力，中国的决策者应当从西方学习哪些前车之鉴呢？

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会加重经济危机

西方宏观经济学片面强调需求方的作用，忽视供给方作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熊彼特都强调工业革命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主要是加速了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和结构演变。新古典经济学却制造消费者至上的神话和夸大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上的自稳定功能。

凯恩斯虽然观察到总需求不足导致非自愿失业的现象，企图用财政扩张的办法刺激消费恢复均衡，却没有认识到总需求不足的根源，是创造性毁灭造成的产业兴衰和转型困境。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失业率高居不下，非短期财政或货币政策可以治愈。

美国的问题是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负债率过高，美国的高福利、高军备和高法制成本，使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消费者和企业拿到现金也只敢还债，不敢消费或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是多数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企业利润远比西方同行为低。中国假如用行政手段推行扩大社会保障和大幅提高职工工资，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大量破产，与拉动消费的初衷背道而驰。

换言之，政府财政扩张的政策是用来刺激消费，还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仿效。从历史的经验观察，中国如不能提高企业和工人的国际竞争力，创造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会挤出企业的技术更新能力，加重而非缓解经济危机。

必须慎用提高利率解决通胀

货币政策看起来操作简单，后果却是双刃剑难以预料。弗里德曼误以为市场价格水平可以由货币发行量单独决定，单靠货币扩张政策就可以绕过利益冲突、防止金融危机。这只是没有国际竞争和没有金融创新下封闭经济的幻想。

在国际竞争和资本流动的条件下，美国在危机阴影下采用的零利率和货币宽松政策，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逃向增长率高的东亚或利率高的欧洲美元市场，从而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软弱无力。

决定企业投资方向的因素，主要不是国内的借贷成本，而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不同地区和产业的投资效益。

同理，中国必须慎用提高利率或银行准备金来对抗通胀的货币政策，因为提高利率不但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吸引国际热钱的流入，而且提高利率或银行准备金会加大房地产抵押贷款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恶化国内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前景。

体制改革比价格干预更重要

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暗中假设市场的规模或资源无限，消费者或投资者是分散独立决策，没有市场操纵或跟风投机行为，价格才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但是，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的限制。少数买家或投资者如能控制相当的市场份额，就可以扭曲市场价格，制造市场泡沫。因此，体制改革在结构调整中比价格干预更为重要。

美国的支柱产业，三大汽车公司濒临破产，源于美国私有制的人均医疗成本，是国有制日本的3倍，混合制欧洲的2 倍。通用汽车公司1个工人要养活4 个退休工人，福利开支是新在美国南部设厂的日本、德国与韩国企业的2 倍，即使技术不弱，如何得以国际竞争？

奥巴马政府试图建立国有医疗保险公司来打破私有保险巨头的垄断，被攻击为社会主义甚至纳粹政策而中途退却。在维护医疗垄断的既得利益下，不能加税，还要扩大医疗覆盖面，谁来买单？

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在国内经济改革上几乎一筹莫展。相比之下，中国在国企和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中大刀阔斧，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

但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沿海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投机资本和地方利益集团联手，大量囤积房产，挤出制造业和研发。中国目前试行的房产税，只针对新入市的消费者，不针对囤积空置房的投机者，如何能走出房地产泡沫掩盖下的结构性陷阱？

不能被美国金融寡头牵着鼻子走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思维方式，用总需求的短期作用抽象掉长期的结构矛盾，使宏观政策的辩论掩盖了宏观调控的核心障碍——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也就无力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宏观调控面临的利益集团的主要障碍。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病。即金融业暴利的一家独大，挤出美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并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之所以能继续保持金融的统治地位，在于用金融创新的工具，占据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份额和话语权，保持市场波动的影响力。

美国过去20 年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放大了金融投机的规模。金融衍生工具制造的虚拟经济的规模是全球GDP 的10 倍，美国GDP 的近50 倍。

石油需求的波动幅度仅百分之几，美国金融寡头制造的油价波动可以高达70%。要根治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就必须拆散金融寡头，并和各国政府合作，加强资本流动的管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金融业的投机利润。

而美国至今的危机应对政策，是保护金融寡头，回避经济改革，同时输出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至今处于低迷状态，全球经济也笼罩通胀加速和社会不稳的风险。

凯恩斯虽然意识到金融市场的投机是宏观不稳定性的根源，但是提出的财政刺激办法治标不治本，没有找到根治金融不稳定性的药方。

中国要走出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知己知彼，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不能被美国金融寡头牵着鼻子走。须知，危机者，乃竞争对手之危，而我们成长之机也。

中国在国际金融上至今缺乏国际胆略和战略思维，国际交易只能跟风定价或者外包给外国基金的现状必须改变。

“全球失衡”理论实践中不可行

西方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但没有走出金融危机，而且引发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信用危机。这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当年都没有想到的。

伯南克在他的“全球失衡”理论中承认，失衡的根源在欧美的老龄化造成福利体系的危机，他回避的另一财政负担是，美国维持全球军备霸权和欧盟东扩的沉重负担。

须知，美国一国的军备开支占世界一半，大于其余十五军事大国的开支总和。美欧不作政治经济的结构调整，就不可能改善美国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也就不可能改善就业状况。

美国企图用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缩减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财政负担。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制造的“全球失衡”理论，企图引导发展中国家扩大消费、发达国家增加积累的方法，重新使国际资本的走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控制金融制高点，获取金融高回报，来维持西方的高消费。

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沿海大城市已经陷入和西方类似的老龄化陷阱。城市老龄化人口的福利是靠大量农民工进城创造的价值维持，而非本地居民房价虚高创造的财富假象维持。

伯南克提出的纠正全球失衡的方案，是维持西方人口资源巨额不平衡的损人不利己的方案，是转嫁危机的工具，而非应对危机的处方。

中国在金砖五国间推行本币结算，走出了一步好棋，但是没有触动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南欧诸国面临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如果解体，会加大美元的金融霸权。

只有中国有能力帮助欧盟渡过难关，改变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关系。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表明，虽然西方国家还掌握技术的主导权，但是经济发展的带头羊是中国而非美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