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文化自性、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失去以往作为天下中心和文明典范的自我定位。落后挨打的耻辱，救亡图强的压力，迫使几代中国知识精英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其激进思路从技（器物与技术）不如人到制（政治制度）不如人，深入到教（文化与价值体系）不如人，极言之，“百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丧失了完整的认知，也一步步丧失自我表达的能力，难以恰当而有力地述说自己的存在与需要。

100多年来，中国知识精英在迷茫与曲折中不懈谋求民族自强之道，努力探寻新的文化表达系统。这使得中国现代性的构筑面临多重历史任务，要求知识精英具有文化上的自觉，不仅面向全球与未来，还应在当下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建立精神联系，从而恢复完整的自我认知，培养强劲的自我整合能力，在新的视域和处境中更新和宏扬文化自性。

文化自性

本文借用“自性”这一佛教概念，把文化自性视为在彼此联系和互动变化之中相对独立而又各具个性的文化基因和本质规定性。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遗传密码，并以此为前提而汇聚、化合各种因素，形成各自的体质和样态。任何一种文化也都有其文化自性，并以此为基础而汇聚、化合各种因素，形成各自的文化面貌和特色。文化自性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由某些核心价值逐步积淀起来，成为具有基因性质的存在，是文化传统得以自我形塑的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价值内核，也是该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仍然能够是其所是的根性所在。

每一生活与价值共同体的文化自性，都由一代代生命历史性地传递、绵延，并在群体性的相互学习与启发中丰富起来、扩展开来。代际承传与群体互动，是文化自性从生活与价值共同体中萌生并得到发展壮大的基本条件。文化自性贯通于不同时代而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各种损益与转化都在其自主调控下进行。每一次内部裂变和整合，每一次内外交通与激发，都会尽量被纳入到文化基因的自我延伸、拓展的内在生长逻辑之中，创造性地实现更高意义上的自我重塑。

文化的自我守护和适时调整，两个方面互为支援，对于自身根性的培固与充养，同时就意味着主动地融摄外来因素，以壮大自身的扩展和涵盖的能力。假如外来影响足够强大，植入的因素重要和繁多到无法加以主动融摄的地步，就有可能使自主能力受到削弱和压制，从而使文化自性产生歧变。这种变异如果足以改变价值系统的既有序列和稳定结构，文化自性就会发生根本性质上的改变，乃至丧失在原有基础之上维系自身和作出选择的主动权。文化的基因性歧变，将使该文化失去成其为自己的根据，或是消融于更为强大的文化之中而化为其有机成分，或是由于没有了承载者而完全从历史上消失。只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和文明体，才做得到较长时期内一直能够通过吸纳和消化各种社会历史因素来不断肯定和强化自身，以确保文化自性的稳定性和扩展性，维系超稳定的文化生命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