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瑾：文化自性、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3）

文化重构与文化自信

中国文化曾长期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论述，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天道的关系，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人的族群身份、文化认同也得到有效的安置。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步丧失与自身历史传统的意义联系，某些人的文化心理之自卑甚至到了寄望改种的地步。

但中国是文明大国，有着巨大的文明规模、深厚的历史记忆和强劲的生命修复能力。170年来，中国从文明体转化为民族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探索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力图走出一条现代文明的中国道路。摆在现代中国面前的任务，既要继续推进和深化启蒙，同时也要从失忆和无根状态中找回文化自我、宏扬文化自性，进而在全球化体系中对人类命运给出中国的回答。因此必须立足于变化着的社会条件和时代境遇，通过自我更新来摸索那一以贯之的历史演进之道。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传统最根本的自性，就是“生”“和”与“度”，具体说来就是贵生厚德、讲信修睦、政通人和、中道而行。文化重构当以生生为本、以和谐为理想、以中道为尺度，健行不息、日新不已，在全球视域中追求普遍性的提升与包容性的扩展。

距今近百年前，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写作了《欧游心影录》，其最后一节以“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为题写道：

“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我以为还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