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灯塔故事的第三个“拜占庭奴仆”:民族主义。
“在中东从西方引入的诸多观念中,没有一种比民族主义更为普遍和持久。这种意识形态或信念体系通常被称作‘现代世界的宗教’,很难加以界定。……对伊斯兰世界而言,民族主义本身是舶来品。”(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9月版)如果说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这一“现代世界宗教”在阿拉伯世界中完全替代了伊斯兰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若说在19世纪以来的阿拉伯世界里,在历次社会运动中,“阿拉伯民族”这面旗帜的号召力远远高于“伊斯兰”这面宗教旗帜,则毫不过分。在现实实践中,世俗民族主义又常常冒顶神圣宗教的名义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被冠之以‘吉哈德’,民族主义的词汇常常将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乌玛’混为一谈……”(同上)
埃及毫不例外。第一个现代政党“华夫托”本身就诞生于民族独立运动、由一批最早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右翼集权性质的“青年埃及党”更是在民族主义的极端版本纳粹种族主义的启发下产生的。至于昙花一现的、阿富汗尼思想启发下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不仅在后来的实践中比世俗民族主义表现得更相似于民族主义,并且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西方种族殖民主义刺激下的反应罢了。20世纪的埃及,更是当仁不让地担任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角色——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世界上最早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国际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在埃及的发起下成立的,总部设在开罗。而穆尔西本人在大选中正是以“民族”的名义、而非伊斯兰“乌玛”的名义来号召选民赢取竞选的。但是,在历史尝试中,民族主义运动并未能拯救埃及,包括整个阿拉伯世界:“一些少数成功的瞬间,今天看起来犹如一片晦暗中划过的几道闪电……”(同上)
该到得出结论的时候了:两百年来,新老殖民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观念,这两个来自拜占庭的奸细深入地渗透了埃及的方方面面,包括各个社会领域和民众心灵:新老殖民统治下的失败记忆对国民心态的破坏,民族主义观念对社会基础的分裂;近百年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落后局面、以及由此导致的千疮百孔的社会问题,民族主义观念催生出的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新殖民主义势力培植扶持下国内代理人……所有这一切,这就是今天穆尔西所立足的社会基础、所面对的政治环境,两百年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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