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把这一切全部归咎于穆尔西的愚蠢,则显然有失公道。
穆尔西的气质,他的学究出身,以及他背后的穆斯林兄弟会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性质,都决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可是,如果我们假设,穆尔西确实敢彻底否定今天这个由西方霸权确立下的世界秩序,又将如何?答案同样显而易见:他只会在这个秩序的铜墙铁壁面前碰个头破血流、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
理解这个结论,需要以世界视野来分析问题:环顾今天的世界,早已经没有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冷战时期两极对抗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利益关系的缝隙中,尚能容得下对帝国主义邪恶体系的种种质疑、否定,甚至对抗、推翻的可能,无论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一场运动。而今天的世界,穆尔西不仅没有纳赛尔当年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所拥有的那种整个国际大环境,他甚至没有卡斯特罗、查韦斯等人所拥有的地区环境。1956年7月,纳赛尔之所以敢在大型公共集会上高呼:“啊,美国人!祝愿你们在自己的暴怒中窒息而死!”并且最终真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完胜,挫败了以色列、英国、法国的联合进攻,捍卫了运河国有权,完全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苏联阵营的支持、以及美苏之间对阿拉伯世界的角逐。正如毛泽东在谈及埃及取得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时所说的:“(纳赛尔)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纳赛尔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今天,世间已无纳赛尔——就算有,就算他再聪明,同样不可能取得1956年的胜利。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通过西方赞誉颇佳的“埃及之春,”“民主运动”推翻前政权,又希望加入西方规定的世界秩序来实现复兴,穆尔西除了沿着一个悖论逻辑向西而求东,夫复何能?今天由西方规定的霸权逻辑,穆尔西一个人推不倒。因此,不管他真的是不是一个蠢货,他都只能做蠢货所做的事情。
但同样,失败是注定了的。
古老的埃及,以其文化和地理的双重特殊地位,历来被历史学家视作阿拉伯世界的心脏之地,也被穆斯林世界视为复兴的希望所在。但自从近代史上的两个“拜占庭奴仆”相继潜入之后,“亚历山大灯塔”就再也未能重新矗立起来——对于穆斯林来说,后者所象征的无疑是真正的伊斯兰文明。如今的埃及,正如《黄金草原》中那些古代诗人所咏叹:它的命运“随着尼罗河的潮水膨涨,任凭东风的摆布。”——只是今天,东风换作了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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