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未来经济形势：中国经济无近忧却有远虑

去年夏天，学者夏斌发现，虽然中国现在各种经济论坛很多，但缺乏来自市场的集中的声音。于是他想到是否可以把一流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们聚集到一起，听听这些来自市场的最真实的声音，把这些兼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市场人的声音传递给决策层。一年多以后，夏斌发起并成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在11月18日首次会议上，到场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激烈讨论了夏斌和“有关领导”拟定的三个话题。讨论话题都提前告知了与会者，因此每个人都是有备而来，这使得讨论富有质量。同时，这些来自市场的相对年轻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拥有更充沛的精力、更活跃的思维、更少思想上的包袱和禁锢。

汤云飞 方正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刘煜辉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刘利刚 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徐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袁宜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潘向东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汤云飞：我就抛砖引玉吧。未来几年国际经济形势，如果美国不落入“财政悬崖”的话有能力达到2.0%到2.5%之间。欧洲比较差，可能0到1%之间，日本可能也会比较差。如果明年全球进入缓和的趋势,到2014、2015年可能会进入比较好的增长阶段，而2015年以后可能会有小调整。

我觉得中国经济前景还是取决于中央政策，特别是房地产调控政策。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房地产旺盛内需，想办法把限购限贷这个套子解开，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在下半年起步，并且有可能达到8.5%的增长率，如果情况顺利，2014、2015年可能达到另外一个高度，不仅仅是8%、9%，甚至可能会超过。如果充分利用房地产业，我们就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陷阱就可能被快速突破。

如果坚持这种由于民怨从而打压房产的政策，我觉得情况就很不妙：这种平均主义化政策，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行，就业形势将更加恶化。就业形势恶化以后，民怨还是会再度爆发，民粹主义的呼声会更加强烈，政府政策既然已经低过头，就可能被迫不仅低头更要弯腰了，政策会更加平均主义化，就变成这么一个恶性循环，这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门。如果能够通过比较合理的方法打破僵局，重新启动房地产，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容易就突破的。相对于有点房产泡沫的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更加可怕。

刘利刚：我对今后3年预测相对乐观，认为7%到8%可以维持。中国前10年GDP平均增长近10%。潜在增长率今后3年会降一些，但这个速度应该不会降得非常大，会在8%到9%之间。我们应看两个最基本的数字：我们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拥有量。中国现在人均收入也不过5500美元，人均资本拥有量，我们的计算也就是1万美元左右，是成熟经济体的人均资本拥有量10万美元的十分之一。这说明我们在投资的空间和余地上面是非常大的。国内很多学者可能觉得我们的投资在某些地方是有一些浪费，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不应该做投资。我们的投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我觉得下一步在城市基建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地铁要支撑2300万人群，现在还完全达不到需求，看国外大都市的公共交通，已经比上海有更好的服务网络。比如伦敦，800万人，但是有27条地铁。这些简单的比较表明，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将来的投资余地是非常大的，问题是怎么来做投资。

再用银行来做投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银行对坏账上升有更多的焦虑，所以将来对地方政府的贷款会比较谨慎。银行已不可能像过去5年那样继续向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将来地方政府的投资应该通过长期资本市场，通过发债的方式来解决，允许地方政府去资本市场发债，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到这点的话，我觉得将来很多投资都可以得到满足。中国有很多剩余的资本，我们不像很多新兴国家需要到国外去借款搞基建，我们有很多的钱输到国外去，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没有做起来，这种剩余资本没有好好利用上，必须去买美国没有收益的国债。如果说我们在债券市场方面能够做好，我觉得在今后一段时间，投资增速将会有保障，经济增长在7%到8%的速度完全可以达到。另外明年经济的最大风险是新任政府上台后，上半年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的压力又会增长。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另外一点是，即使我们有相对高的增长潜力，但在今后一段时间尽量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率，其实对抑制国际很多的风险资产的价格都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大宗商品价格，不至于让它炒得更高，因为我们中国还是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在策略方面，可以保持现在这样的稳增长，使通胀压力不要过大。

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们的计算显示，如果我们的保障房建设在今后3年能够达到3600万套目标的话，中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可以平衡。问题是我们的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愿不愿意完成保障房的建设目标。

鲁政委：我想首先谈一下潜在增长速度。经济学家对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是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程度来判断的，超过会有通胀，低于这个速度失业率会上升。2008年以后中国每当超过9%的时候，通胀都接近4%，所以，9%可能是上限。然后来看下限。我们注意到，当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低于8.1%的时候，就看到工业企业就业人员同比增速出现下降。我们不是用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因为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的是在城市里面有户口的人，这些人一般是正式工人，不会被轻易解雇；工业企业的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解雇他们比解雇有正式身份的城里人要容易得多，因而反应也更灵敏。所以，这意味着，8%可能是潜在增速的下限。也就是说，未来中国GDP理论上的潜在增长区间是8%～9%。

以上仅仅是理论水平，现实增速要真正达到这一水平，还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我主要想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偏重于实践上的，一个是偏重于理论上的。

对于前者，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的研究部门现在都说城镇化，这样房地产会继续成为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有哪一个经济体的房地产价格能够在持续20年的增长以后还可以继续维持增长？同时，如何在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效控制房地产泡沫？

对于后者，关乎发展战略。现在的主流看法是，由于外需不稳定，所以我们必须更多要依赖内需。但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讲，这种看法非常不可理解。在近现代以来的500年中，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人均收入落后的经济体是依赖于内需发展成功过的。最早的，比如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再到英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它们都是充分发挥了外贸的带动作用。最后，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消费倾向改变、出口竞争力下降，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最终自然转向依赖内需。当然，在他们转向依赖内需时他们已经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而中国呢，目前人均收入仍居于全球后列，我们现在却已经准备转向依赖内需了。这个消费需求的启动并不是一个人为自己可以启动的过程，你现在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消除障碍，而不是往前推。

这个逻辑，其实也反映在最近的一场是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还是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争论之中。如果外贸萎缩了，顺差降下来了，根据宏观恒等式，一国的内部储蓄也会减少。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如果投资不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就会受到影响。除非你成为全球的金融市场，比如像美国那样能够把人家的储蓄拿过来供自己用。经济学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经济如果要持续增长，必须要有投资，虽然具体的投资对象可以有争议。所以，站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现在，从过去依靠出口拉动转向全面向内的战略在长期存在巨大的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依赖内需在全球各种社会制度下进行了大样本的实验，最后无一发展成功，全面败给了出口导向战略。现在的依靠内需，很像那时候进口替代战略的“借尸还魂”。那时候，东西方“冷战”“铁幕”，并不是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自然也不是发展贸易的最好时机，但出口导向战略依然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反观现在，虽然出现了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但贸易的条件比那时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们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朱海斌：全球经济在今年三季度以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但这次复苏与以往不同。以前全球经济在经历下行后通常复苏比较强，但今年的复苏相对很弱。我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2.4%，明年增长2.5%，差不了多少。美国明年经济预计增长1.7%，比今年还低。

整体看，全球在未来三五年内还是比较疲弱的一个状态。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出口方面还会持续面临很大压力。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经济转型应由出口导向转为以内需为主，其实这也是一个被逼无奈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中国主动要寻求这一转变。从过去几年的经济发展来看，这个转变事实上已经发生，净出口最近几年对GDP增长是负贡献。中国的出口现在全球排第一，贸易总额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现在出口的盘子比以前增加了好多倍，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继续推行出口导向战略难度很大。从出口导向转为以内需为主，也是基于现实的一个结果或选择。

但在内需方面，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想清楚。我们提刺激消费没错，但是“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这个提法有问题。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国家仅仅靠消费为主导可以实现7%～8%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反而很多国家因过度消费或提前消费陷入经济困境。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未来三五年内甚至更长时期内，投资和消费两个应该并重。我们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指的是稳投资，防止出现过度投资，并不是说要把投资愣降到一个低水平。如果过分强调“消费主导”，对中国中长期增长非常不利，很可能是战略性失误。事实上，现阶段我们投资的实际需求还是很旺盛的。我们在未来10年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城镇化和产业升级，都对投资有实实在在的需求。关键我们要避免一个短期的过度投资对经济带来的破坏，比如前几年房地产过度投资是个大问题，但是房地产市场在未来10年仍然会是一个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行业。我们调控的目的是去除暴利行业，使其回到一个正常的利润率的水平。稳投资，提高投资效率才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再谈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短期的话，我预计中国今年增长7.6%，明年增长8%。我对中国的稳增长还是有一定的信心。但是整体而言，我们认为这轮经济复苏比较温和，不会出现V形或U形的反弹。

明年中国经济风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国内换届年的效应，是否重现投资大幅度的回升，这方面的政策风险还是存在的。目前来看，中央的态度更坚决，不希望出台大的刺激方案或大规模投资。但市场上还是有这个预期，地方政府也仍然有这个冲动。怎么样减少这个风险？我个人觉得，中央可以在制定2013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将其由今年7.5%降到明年的7%，这可以给市场和地方政府释放一个更明显的信号，即明年还会继续强调增长的质量和结构问题。

沈建光：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没有结构转型，没有一些改革措施的话，我对中长期很不看好。现在要谈中长期，必须和结构转型联系起来。现在我就谈明年的，比较短期的。

我10月份参加国际货币组织在东京开的年会，国际货币组织把明年全球GDP增速预期下调到3.6%，今年是3.3%。德国政府自己把增长率从1.6%下降到1%。欧盟对德国更不乐观，只有0.6%到0.8%，整个欧洲经济现在已经衰退了，复苏迹象根本看不出，欧债危机远远没有结束。至于美国，刚刚大家讲了“财政悬崖”，我觉得发生可能性很小，4%的GDP谁也承受不了这样大一个冲击。但美国明年能有2%的增长就不错了。新加坡最新公布的数据是负6%，香港刚刚逃过衰退。明年的海外形式，我觉得不会比今年更乐观，所以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认识。现在大家好像都认为明年会比今年好，我对这种乐观态度是有疑问的。

关于中国经济，虽然我们看到三季度增长还可以，但其实这个经济增速上有一大块是基建，企业投资其实是在减速的，企业的利润是很低迷的。另外，房地产销售开始上升，价格企稳，但新开工比较少。还有一个比较担心的是企业的应收账款大幅度上升，上市公司2000多家有200多家上升100%的。应收账款反映了企业的资金面还是比较紧张的。

但我们的经济也有两个亮点，一个是消费，消费相对比较稳健，没有看到大起大落，这是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是房地产的需求还是非常强劲的。我的预测明年是7.8%，7.5%到8%之间，如果维持这样的速度增加，还是要出一些鼓励消费的措施。但房地产新开工起不来也是很大的问题，新开工低迷的话，到2013、2014年如果住房供给下降的话，要稳定房价将会变的非常困难。

徐高：我简单谈一谈对明年经济增长的一些看法。基本结论是明年中国经济可能延续目前微弱复苏态势，GDP增速温和回升到8%。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政策的放松势头会延续，另一方面是因为美欧经济会相比今年略有改善。

要得到这个结论，需要从中国经济的两大特点出发来讲。这两大特点是：净增长的潜力强，但把潜力变成现实的难度大。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强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要素仍然存在。而我国国内的高储蓄率也是增长的一个重要保障。

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三个——劳动力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先说劳动力。要注意人口结构的变迁是非常缓慢的过程。用所谓人口红利消失来看低中国的增长潜力是不可取的。数量研究的普遍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增长的弹性是0.3。也就是说，劳动力每增加1%，GDP增速可以加快0.3个百分点。反过来，如果假设我们越过了所谓的人口红利拐点后，劳动力总量每年减少1%，那经济增速也最多就因此下降0.3个百分点，远远小于我国经济增速从去年9%以上调到现在7.5%以下的这个变化幅度。但我们有没有看到现在每年的劳动力总量净减800万（劳动力总量8亿的1%）？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就算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也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人口问题会让经济增长明显失去动能。

再说资本。次贷危机后，我国投资率相对之前更高。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在加快而非减慢。它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是增强，而非减弱。

最后是技术进步。这里面也包含制度变迁释放出来的所谓“制度红利”。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主要取决于它离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距离越大，意味着吸收引进的空间越大，技术进步就会越快。这是因为吸收引进比自主研发更容易。应该说，中国目前距离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也就意味着我们技术进步的速度仍然可以保持很快。至于制度，也不能说我们在最近几年有很大的倒退。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第二个保障是国内的高储蓄率。现在很多人讲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担心中国会掉进去。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巴西和阿根廷两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发现它们曾经的几十年经济水平停滞不前，关键在于它们的国内储蓄率太低，只有20%。因为国内储蓄不够，所以当这两个国家投资率一旦高一点的时候，就需要借外债来为投资融资。而外债多了，就还不起，就碰到国际收支危机。所以，巴西和阿根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其实是它们国内储蓄率太低，支撑不了较高的国内投资，所以接二连三碰到经济危机。这对国民储蓄率接近50%的中国来说显然不是问题。所以，不能简单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来唱空中国经济。

所以，无论是从增长的源泉来看，还是从储蓄率来分析，都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强。在我看来，再维持10到20年8%的经济增速是可能的。

但是，潜力不是结果。中国经济恰恰在将增长潜力变成实际增长这一环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的第二大特点。

经济学里面有个“萨伊定律”，讲的是“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说，经济里生产出来的产品总会变成某些人的收入，进而变成他们的支出，形成需求。国际经验表明，这句话在长期是正确的。所以，经济学家在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时候不考虑需求，只讨论供给。但是这个萨伊定律在中国是不成立的。因此，我们虽然在供给方有增长的潜力，却不一定能够找到足够的需求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增长。这里面的逻辑我在下面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候再详细分析。这里只给大家做一点提示：中国经济的现状是我们一直有很大的生产能力。在2008年之前，我们通过廉价的商品，廉价的资金补贴美国，让美国来消耗我们的生产能力。这实际上是中国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补贴美国这个发达国家。更为可笑的是，当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出了事，没法要中国的补贴之后，中国经济反而很受伤。这说明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没办法把我们的生产能力变成需求的能力，所以反而需要别人来帮我们消耗，甚至是浪费掉我们的产能。这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所以，分析中国经济的前景，需求面更重要。需求则看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

出口比较简单，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形势。考虑到美国目前进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会持续，且力度还有可能加大，美国明年应该是个温和复苏的态势。但要回到2008年前那种建立在房地产泡沫上的蓬勃态势应该不可能。欧洲的问题是长期性的，但明年在欧央行的干预之下，应该比今年略好。所以我国明年的外需形势应该小幅改善。这个的确定性相对更强一些。

再来说消费。中国面临着结构性因素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简单说起来，中国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缺乏一个调节机制。在欧美这些市场经济国家，投资如果很多，回报率不好的话，那么资源就会通过企业分红等形式从企业部门流向居民部门，变成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有这么一种调节机制存在，所以在这些国家没听说过消费不足的问题。但中国缺乏这么一种机制。因此，即使投资已经过剩，投无可投，资源也没法变成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消费不足因此而生。国有企业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要推进消费转型，扩大消费需求，必须在企业、居民和政府这几大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做重大调整。没有这样的调整，消费就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拉动力。

既然出口只是温和回升，消费又指望不上，宏观经济很大程度上就要看投资这一需求的表现了。中国投资主要是三大块：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1/3）、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1/4）以及基建投资（占总投资1/4～1/3）。这三块加起来就占到了总投资的接近90%。

制造业投资今年以来增速持续下滑，目前单月同比增速已经滑落到接近20%的水平。这一下行趋势估计还会延续，明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应会比今年更低。这是因为在目前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带来的去产能压力。这时制造业如果再去投资扩产，无疑会让自己死得更快。再加上目前制造业的利润状况也很差，投资的动力就更加不足。

房地产投资其实是有很强内生动力的。但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由于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再加上开发商的囤地行为，所以地产的供给是受限的。市场的波动因而是因需求而起。但需求带来的波动一定是价与量同向变化——要么就是价量齐涨，要么是价量齐跌。政府想看到的价跌量涨的局面很难发生。由于目前政府对房价上涨的容忍度很低，所以地产调控政策还将较严厉，对地产投资构成很强的制约。因此，目前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仅维持在10%～15%的这个较低水平。明年估计也差不多。

最后是基建。基建的发力是今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企稳的主要原因。基建加速的背后是财政资金和债券融资对它的明显支持。以12个月滚动的累积值来看，目前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接近了“四万亿”时期的峰值水平。同时，“城投债”这种直接融资形式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也很大。它去年的总发行量也就在4000亿多一些，今年肯定超过万亿元。财政资金与债券融资，再加上银行信贷的支持，让基建投资成为托底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这个基础上，要问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就需要分析基建投资发力的持续性。

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基建投资的空间仍然巨大。在铁路、公路、航空等方面，中国的人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一个数量级。而政府也有建设基础设施的意愿。李副总理多次讲要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李副总理的城镇化，是主要依托中小城镇进行的城镇化。而要把人吸引到这些地方去，需要首先把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好，并通过高速的交通基础设施把这些中小城镇和中心城市连接起来。所以，李副总理的城镇化落脚点还是基建。

基建投资的关键瓶颈还是钱。这方面财政资金可以支持一点，但也只是小头。明年估计财政赤字的规模会超过万亿元。但相对10万亿元以上的基建投资规模来说，还是远远不够。基建投资的大部分资金来源还是需要通过金融市场来解决。目前，城投债对基建支持的力度非常大。但城投债的风险也不容低估。我们研究了现在发行城投债的公司主体，发现它们的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只有大概3%。而目前城投债的发行平均利率是6.5%。这意味着这些城投公司用6.5%的成本借到的钱，只能产生3%的回报率。因此它们在做亏钱的生意，还款能力是堪忧的。目前城投债之所以受到追捧，关键还是投资者相信在城投债背后有政府信用的背书。目前城投债规模只有2万多亿元，政府还可以兜底。但按照目前的趋势，明年的规模就会接近5万亿元，后年往10万亿元方向去。那个时候政府还会担保吗？

因此明年基建投资的前景，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资金问题能解决多少。银行体系当然可以支持一些。但最理想的其实是靠大规模发行国债来搞基建。因为基建项目有着一定的公益性质。项目本身的回报率其实并不能完全反映基建投资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好处。既然存在着这种外部性，就应该用财政的资金来修。用财政资金来做补贴，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基建投资领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此，我预测明年中国经济还是走老路，GDP增速有望在政策和外需的推动下温和加速至8%附近。

对于这个预测，最大的风险是明年政策的不作为。如果明年还是一边唱“调结构”的高调，另一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下滑抱着放任不管的态度，经济状况将十分堪忧。这方面，舆论环境的干扰也不可小视。目前这种一出政策刺激，就引来一片骂声的状况其实对宏观经济是很不利的。

预测的第二个风险来自国际经济。毕竟，欧洲的问题是长期的。而美国经济也不能说完全确定。但相比国内经济来说，国际方面的不确定性还是更小一些。

刘煜辉：我首先谈对全球三大经济体的形势判断。欧债危机要解决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实现财政联盟，要么边缘国家劳动力价格通缩，使得单位劳工成本能向德国靠近（竞争力恢复），因为欧洲的问题不光是财政统一的问题，关键是竞争力的问题。边缘国家的单位劳工成本比德国高很多。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大概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汇率贬值，但这不太可能，这意味离开欧元区；二是福利削减。现在看来都是很困难的事。短线靠央行的QE拖着，现在欧央行两轮LTRO以后杠杆为37倍，美联储是50倍，但美元和欧元毕竟不能相比，美元70%市场份额，欧元才20%，如果欧央行继续扩表，德国将承受越来越大的通胀和利率上升的压力。最大变数是德国对于欧央行杠杆上升的忍耐程度。德国人埋单也是有底线的。欧洲三五年很难解决。

美国比较明确的，尽管短线有一个财政悬崖，现在市场把它看得有18层楼那么高，但实际可能只有两三层。实际上美国经济经过危机后4年的调整，内生动力的确在显著改善。

经常账是一个观察视角，因为经常账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内生动力的关键性指标，它是一个经济体外部平衡和内部平衡的逻辑节点。美国1998年以后经常账持续恶化导致债务累积达到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导致国内债务危机。未来美国经济走出来，一定是经济中产生正向的力量去改善经常账。我认为出现了。

第一是制造业回流美国。主要是因为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在显著收窄，而美国能源成本优势扩大，美国制造业企业有调整全球业务布局的迹象。

第二个是服务的可贸易化，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方向，推动美国未来经济的再平衡。如果上世纪80年代到2001年这一段，美国是靠网络信息革命的推动，出现了长达20年的黄金增长期，那么美国未来再出现一个新周期，主要靠什么，我们认为服务可贸易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过去4年，美国在技术和制度层面都在为这个方向在做长足的准备，而且已经开始尝到数据上的回报，危机后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稳步增长，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00亿美元。这一趋势正在加快。

第三是独立能源战略。美国现在能源使用成本比欧洲和新兴国家都低很大一块，美国天然气的使用成本大概只有欧洲的1/3，亚洲的1/8。

关于国内经济，对中国经济这一次下行的性质有必要做一个明确的判断。大家都习惯从库存周期去研判中国经济。但研判中国经济可能要超越库存周期了，经济的调整可能已从库存增减、终端需求多寡等短期层面上升到高杠杆、资源错配等长期层面。

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或是“债务紧缩需求”，是某种程度的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

银监会公布的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高达10.5%，但由于影子银行部分的迅速扩张，这个数字存在明显虚高。表内影子银行业务形成的银行资产规模接近10万亿元，表外以理财产品方式存在的影子银行部分也有8万亿～9万亿元这部分资产风险权重低估。如果严格计算的话，整个银行体系实际的资本充足率堪忧。故而，背负巨大潜在不良和资本充足率存在虚高的银行，未来行为可能更趋谨慎。

如果是债务周期调整，调整时间就变得很长。在债务紧缩需求的背景下，经济的底部只会是一个时间区间的概念，因为经济部门“表”的清洗需要时间。

中国经济在底部至少要完成四个事情：房地产存货去化、竞争性行业去产能化、银行体系坏账清除以及未来增量的空间打开，即以开放垄断、节制资本和权力为突破口的结构改革，这四项事情推进的力度决定着经济底部的时间长度。

李迅雷：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论坛，我主要是提城镇化的议题。对今后走势的看法，我简单说一下。今年年初和现在相比，我想现在大家恐怕悲观情绪更多一点。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我感觉每年从年头至年尾的看法，都免不了自己的否定之否定，把年初的观点坚持到年末的基本上都很难。今年就金融政策而言，减息也减了，存储也降了，经济也见底回升了，为什么大家对未来还不太乐观。

短期来讲，我认为今年全年应该是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明年大概8%左右。第四季度大概会到7.8%，明年一季度大概是8%，然后二季度三季度，可能会有回落，四季度有一个回升。CPI的走势，基本上和GDP的走势是相类似的。所以整体来讲，还是七上八下的走势。

大家对经济回升不乐观，主要的原因大家前面也谈到，去库存去得不彻底，以前中国经济消化能力比较强，去库存去得比较彻底，经济反弹回升势头也比较强劲，现在因为有太多反周期的政策出台，使去库存比较难，而且今年对于稳增长的举措比较多。

全球经济其实也是与中国一样的，我看没有一个国家在搞彻底的改革，大家都是为了维持现状，为了经济的平稳。我们现在农产品的供应存在反季现象，因为农业科技进步了，水果反季供应。经济也一样，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经济大幅波动和调整。在这样的反周期政策引导下，中国经济增长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包括今后5年，经济也不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滑，目前虽然去库存去得不彻底，但是库存也不太高。

同样，说去产能、去杠杆也有必要，但目前产能也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过剩，杠杆率水平也不是特别高。我们喜欢用产能利用率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的产能过剩的情况，我觉得产能利用率水平不能够代表产能过剩的程度，因为即便经济再好的时候很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也没有达到100，比如说发电量指标。产能过剩是一个相对指标，过剩的情况只能跟去年，用同比来衡量产能过剩的情况。按此口径讲，产能过剩情况也不太严峻。从去杠杆的角度，我们的一些银行和企业，它们的杠杆率偏高，但是这个偏高的情况，跟日本1980年代末的债务水平或者杠杆率情况还是要好很多，所以整体来讲，库存、产能和杠杆都属于偏高而非过高。而政府早在几年前对银行的风险控制就有较多举措，如在资本充足率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总之，未来中国经济是好还是坏，马上要得出一个结论比较难，可能这几年还难以见分晓。

现在来讲，政府的债务水平大概是在50%左右的债务率，不能算是太高。

未来像地方债水平的上升，空间还是有的，再增加财政赤字，再增加政府债务，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便增加过快，还是可以采取一些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来解决。

中国是属于全球少数的土地、矿产等资源都属于国有的国家之一。跟西方政府所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资源来比，还是非常富有。故今后5年应该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基本上大家都是达成共识的。潜在增长率是一回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实际增长率有多少。今后5年7%的经济增速应该还是有的。再过5年，有可能要下一个台阶。但是未来中国经济肯定会出现症结，这个问题我估计在2020年左右爆发。因此，中国经济无近忧却有远虑。

袁宜：关于经济增长的预测，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也就是潜在增速。

需求，主要看投资、消费、出口和库存。目前来看，各项需求都有企稳、略回升的迹象。然而，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是出口和消费。

先来看出口。9、10月中国出口增速明显回升，同比分别回到9.9%和11.6%，但其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项的贡献分别达到了3.6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该分项的同比提升显现出我国保税区建设取得了进展，然而这类货物出口以转口贸易及装配贸易为主，对境内出口企业的实质性利好仍需观察。此外，调研显示，近期部分地方政府感受到贸易疲软的压力，采用了诸如“主动加强转口贸易”的方式以提振出口数据，这也会造成该项数据同比的大增，并令出口数据失真。考虑到美国财政悬崖和欧债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圣诞旺季的过去、10月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的滞后影响，未来3-6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速可能会回落到个位数增长。

再来看消费。最新的企业家调查显示，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的企业占比创近年来的新高。春节以后，这其中的部分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可能面临减少雇员，甚至歇业的风险。就业问题的出现，将影响消费的增速。

如果出口和消费增速下行，那么明年一季度经济的环比增速可能会再度减慢。

如果开春后的就业问题较为明显，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趋于更加宽松，这将推动二季度以后的经济逐步回升。

最后说说中长期。根据索罗模型，经济增速由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索罗剩余（技术进步、制度变革等）构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中国已在2010年经过了人口抚养比的最低点和劳动力人口规模（15-59岁）的最高点。这意味着，人口因素从正向推动，变为负向拖累。此外，多数行业面临产能过剩，这会制约资本增速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趋于下行。未来增速的稳定，需要依靠技术和制度层面新的突破。

潘向东：我们看9月份的需求，中央投资已经起来了，消费已经起来了，同时出口也出现了反弹，但是重工业还在低位。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需求起来的时候工业没有跟进。但到了10月份，工业也起来了，发电量也起来了，这说明已经反映到生产方面了，不能说已经去库存，至少需求已经传到生产单位。这种需求一旦传到生产的话，在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一季度GDP反弹肯定会延续。关键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反弹。

个人觉得第一个方面是前期的政策积累，包括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投放加快，同时货币相对做了微调。第二个方面，就是因为政府在换届的时候，对房地产的调控其实在变相放松。因为我们知道推动房地产的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中央强调比较少，地方政府就会推动房地产反弹。房地产出现一个变相的宽松，大家觉得能不能持续？新政府上台会不会作为？假若房地产继续放松，房地产会朝什么方向走？明年新政府上来，首先可能对房地产进行一个制度方面的理顺，所以造成冲击也不可避免，因为只有理顺了，我们城镇化才能打开，否则城镇化是受制约的。（本文节选自东方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