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要改革，先弄清三个基本问题（2）

改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

如果只有改革的愿景而没有有效的路径，改革的愿景就会落空。因此，有效的路径是中国改革能够继续得到推进和最终成功的关键。这一方面的最大困难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一般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容易打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打破手握政治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实际上，中国今天的改革必须要正视“改革悖论”的问题。什么是“改革悖论”？即改革需要从现有体制中获益最大的政府权力部门及其官员来加以推进，而这种改革最终又可能会“改革掉”该部门及其官员手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改革真的能有效推进吗？

如果不能打破“改革悖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将缺乏有效的路径，从而会面临停滞。因此，有效的改革路径必须要回答：如何打破“改革悖论”？首要的问题是政治领导层要明确自己的政治决心与政治责任。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没有政治领导层的政治决心，不明确政治领导层的政治责任，改革将难以有效推进。如果政治领导层没有推进实质性改革的政治决心，未来的变革将可能会以底层抗争的方式爆发出来。最近一两年中发生的乌坎事件、启东事件、宁波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这种条件下，政治领导层有可能会陷入被动局面，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政治主动权。世界各国的经验是，当改革不能有效推进时，社会变革会以更加激进的方式爆发出来。

除了政治领导层的政治决心，有效的改革路径需要把自上而下的方式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结合起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式的结合，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成功经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空前地解放了思想，营造了改革的气候，这是自上而下的有利因素。但同时，经济改革的真正推进又得力于民间的实践和个人创造力的激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尝试、乡镇企业的兴起、出口贸易的发展等等，都是来自社会底层自下而上的伟大创造。应该说，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既有上层设计的成分，又有底层摸索的成分。实际上，改革的成就来自于两者的结合。

今天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就更需要把自上而下的方式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结合起来。如果下一步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就不能彰显政治领导层的决心，部委和地方政府层面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来推进改革。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主动的改革应该要由自上而下的方式来驱动。如果上面不动，下面可能不愿动、不敢动、不会动。

但同时，有效的改革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方式。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参与改革，就难以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特别是中层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为例，实际上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公共权力内部的制衡，而且真正地扩展公民权利。不实质性地扩展公民权利，公共权力就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制约。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如果能够有序地跨出乡镇长直接选举这一步，地方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会快速瓦解，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大气候就会快速形成。固然，跨出这样的改革步伐会有相当的困难和风险，但困难可以在发展中解决，风险可以在改革中化解。然而，如果不跨出这关键性的一步，风险只会累积，最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系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