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重申：美中关系有冲突并非必然（2）

应对新的中国

中国至少在中期内保持克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所面临的国内调整。在中国社会里，缩小发达的沿海地区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的目标变得既迫切又难以捉摸。文化变迁加剧了这种挑战。未来几十年将会首次目睹独生子女家庭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全面冲击。这势必修改一个传统上由大量家人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社会的文化模式。当4个祖父母辈争夺一个小孩的注意力，并将各种以前对许多子女的各种愿望都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时，也许会出现一种坚持不懈的成就和大量的、也许无法实现期待的新格局。

这些社会和政治转型必然会在美国引发兴趣和期盼。美国的直接干预将是既不明智也无成效的。但以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来转变中国体制的系统性做法很可能适得其反。在中国，大多数人将会用民族主义的多棱镜来看待这点，从而令人想起早期的外国干预。

这种局势所要求的并不是放弃美国的价值观，而是对可实现的价值和绝对价值加以区别。美中关系不应被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也不能把中国的崛起假设成是美国战略的失败。

合作对双方的成见提出了挑战。美国一向很少面对过这样一个国家，在规模、自信、经济成就以及国际视野方面相似，但却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而中国也历来没有如何与一个长期在亚洲存在、理念不适合中国人观念以及同周边邻国结盟的大国友好相处的经历。而在美国之前，一些国家这么做都被看作是企图主宰中国的一个前奏。

最简单的战术是坚持用占优的资源和物力压垮潜在的对手。但这在当代世界几乎是不可行的。中国和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延续各自持久存在的现实，彼此都不会将自身安全交给对方——没有一个大国会长期这么做的，各自将继续追求自身的利益，有时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但两者都有责任考虑到对方的关切点，而且很好地认识到它们的言论以及它们的实际政策都会加剧对方的猜忌。

中国最大的战略忧虑是外部一个大国或多个大国将在中国外围建立具有蚕食中国领土或插手国内体制能力的军事部署。过去，中国一旦认为自己面临这种威胁时，那就会面临战争，而不是冒险看着它成气候——1950年在朝鲜参战，1962年对印度作战，1969年沿着北部边境与原苏联交战，1979年对越南作战。

美国的恐惧有时只是以间接方式被表达出来，那就是它被一个排外性集团赶出亚洲。美国为阻止这样的结果而同德国和日本打了一场世界大战，并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时期运用了最强有力的冷战外交来对付原苏联。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冒险行动上，美中两国的努力都是针对明显的霸权威胁的。

出于各自的理由，亚洲其他国家会坚持各自的优势以形成各自的能力，而不是作为外部大国间较量的一部分，它们不甘心接受让自己重新成为附庸国的某种秩序，也不会认为它们是美国为改变中国体制所推行的遏制政策或方案的一个要素。它们渴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会抵制任何在两者间作出选择的压力。

对霸权的恐惧和对被包围的忧虑是否可以消除呢？双方有否可能在非战略军事化之下找到一个能让双方实现各自最终目标的空间？对于拥有全球性能力、但有着不同甚至是冲突的愿望的各大国而言，冲突与退让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

中国对周边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它的地理、价值观和历史已经决定了这一点。但影响力的范围将为环境和决策所左右。这就将决定对影响力的必然追求是否会转化成一种否定或排斥其他独立权力源的动力。

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的战略是美国地面部队在当地进行区域性防御——主要是为了避免一场全面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而近几十年，美国在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已经放弃了对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这类承诺。现如今，财政上的考虑又进一步限制了这样做的范围。美国的战略已经从保卫领土转变为对潜在挑衅者给予难以承受的痛击这样的威慑。这要求具有快速干预和覆盖全球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是环绕中国边界建立的各种基地。华盛顿绝不能将基于有限预算的防务政策同基于无限意识形态目标的外交活动结合起来。

正如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可能会引发关于大国地位的各种忧虑，美国为追求传统的国家利益而做的各种努力也会被理解成一种军事包围。双方都必须明白，表面上传统而合理的过程因为这些细微差别就可能引发对方的深忧。它们应该共同寻求界定和平竞争的可控范围。如果这一点能获明智解决，那么军事上对峙和控制都能得以避免；否则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是不可避免的。找到这个空间，可能的话去拓展这个空间，并且防止双方关系因各种策略和国内紧迫问题而被压垮，这是外交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