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什么?

“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什么?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革命。特别是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中国经济能独善其身,以持续稳定的高增长表现引发了“中国模式”这一全球性话题。

那么“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传统上,几百年来的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的主流模式。“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同的地方是,彼此都是市场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市场经济是镶嵌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而“西方模式”则是以私人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个体理性为导向的,而社会主义则主张以公有制为基础把全社会整体利益视为最高原则为导向,这在逻辑上凸显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性。

事实上,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地指出,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当然,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再是拘于经典教科书或苏联的式样,而是伴随着30年中国改革开放创新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 “中国模式”就是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模式。

但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理解不尽相同,不少人把“中国模式”的成功仅仅归于经济市场化的变革而忽视社会主义这个核心特征,有人甚至仅仅把它看作是走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特殊的过渡形态。对此,如果我们不在理论上给予澄清,就无法显现“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理念是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我们以此为视角从价值观和公有制两个方面集中探讨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内在关系。最后,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的观照下,阐述 “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目标进行思考。

一、“共同富裕”:“中国模式”的价值指向

核心价值观是指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外部各种矛盾、冲突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态度。在当代全球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主要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形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历史上,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多如牛毛。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以个人利益至上原则为核心价值的。这集中体现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 或者“理性人”的思想中。而社会主义则主张公有制为基础,把全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的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两者的差异在于理念的次序不同:一个是个体利益优先,一个是社会整体利益优先。

“中国模式”是否包含了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了呢?从表象上看,“中国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从历史本源上说,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至上是并生的,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对此作了完整的表述,并认为个体理性与社会进步可以自然达成一致。这也是至今海内外很多人误以为中国迟早要走“欧美模式”道路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引进市场经济?众所周知,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物质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形态。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研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因而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经之路。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模式”基于自身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逐步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计划经济模式,积极引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大力开放、吸引外资和发展非公有经济,使陈旧的经济体制获得了发展的生机。市场经济激发了每个人的动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进步,这是“中国模式”的起点,但不是终点。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必须承认个体主义优先的合理性,即承认个体利益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由此也导致了中国部分人先富并拉大了社会收入的差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全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置于首位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而以个人为本位的市场经济形态不一定保证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在经济学理论上,博弈论中的“囚徒博弈”证明了个体理性反而导致集体的无效率。在历史上,个体主义的贪欲是历次经济危机的本源。当下欧美各国正陷入各类债务危机之中,2011年,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全年GDP总量的100%,希腊债务占GDP比例近160%。这就是因为今天西方选举制度下的政客们为了上台,不断屈媚于选民个人主义的诉求,不得不以举债来维持社会高福利的恶果。

社会主义国家要优先实现全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就必须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和配套制度,来制衡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自私自利的无限贪欲行为导致的两极分化,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但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对此预先作过设计:其一,总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其二,“共同富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三,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其四,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由于个人和企业是市场中追逐经济利益的主体,因而实现上述目标,只有国家才是担当实现“共同富裕”责任的主体。国家要在制度保证、发展规划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安排,包括扶贫政策、二次分配政策和区域经济均衡政策,还要注重公有制经济体制发挥的相应作用等。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到完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历史阶段,但“中国模式”已经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指向。正如“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也曾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的大量社会发展的事实也支撑上述说法。2008年1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称,改革开放30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近2000亿元,我国扶贫减困的努力为世界降低贫困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也同样承认和尊重个体价值,因而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理念,即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使人摆脱资本对人的异化,而向真正的人复归,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苏联模式”为什么失败?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当作绝对性的教条,进而形成制度异化,忘记了制度最终是为人服务的。结果,无视人民群众的生活、无视个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形成全社会停滞、沉闷和压抑的格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不是复制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而是现代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即它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也体现着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目标。这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最大限度地充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二、公有制经济制度:“中国模式”的内在稳定器

从经济学视角看,“中国模式”也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促进了微观效率的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后者乃是“中国模式”有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特征。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带来的效率是“中国模式”经济增长的引擎。为此中央政府主动构建市场经济秩序,大量地引入“西方模式”中的制度、规则用于建设市场、开放市场。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看,“西方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呈现出更强的稳定性。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天然就没有外在冲击和内在的波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体系具有市场的一般性或普遍性特征。

从1978年开始改革以来,我们经过七次大的波动,经济或过热或过冷,其中包括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但总体上中国经济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其原因何在?与“西方模式”相比,市场经济并不是“中国模式”的唯一经济秩序,把社会主义公有经济融入市场经济之中才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诸多方面优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而“中国模式”在总体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土地、矿产资源是国有的而不是西方式的私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不仅为保护土地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还确保政府有权力调控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例如,我们在2009年对山西事故多发的中小煤矿进行国有化的整合时,就是避免中小矿主置矿工生死于不顾的境地;避免小煤矿平均回采率为10%-15%的资源浪费;避免严重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同时还实现了矿业规模化经营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确保重要资源为全社会长远目标服务。西方也有国有企业,但其职能仅仅是提供公共产品以弥补私人市场的缺陷。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指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因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职能不仅提供公共产品,还有为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保障的职能。它在国民经济的关键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对整个经济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但可以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为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服务,还可以避免这些行业落入个别私人财团的垄断之中。我们注意到本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绝非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事件,根据斯蒂格利茨在《喧嚣九十年代》一书的披露,早在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金融集团势力就强大无比,不断催生金融泡沫发财致富,以至于政府的金融当局不敢损害金融利益集团而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只能任由泡沫发生。反观中国,在2011年对房地产的调控中,78家非房地产主业中央企业为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而退出房地产业。

第三,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全社会长期经济发展与增长提供保证,而不仅仅是简单平抑市场波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宏观调控总体上只限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调节市场波动,确保私人利益不受侵害。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代表广大人民长远利益的一种公共行为,因而国家有更多的公共权力采取相关措施抑制经济波动,这也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要比西方丰富得多的原因。我们不仅包括市场经济通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包括主动计划或预先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诸如五年经济规划、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战略、重大项目规划等方面,这些都继承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体理性的优越性。因而我们的调控手段远远超出西方教科书所言的宏观调控模式。

实践证明,与现代主流的“西方模式”有很大偏差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相关报告称:“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增长了11倍”。经济史表明,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

三、从金融危机时代看“中国模式”的价值

尽管2008年以来欧美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体上中国经济依旧平稳发展。这是偶然因素决定的呢,还是“中国模式”的内生性因素决定的呢?众所周知,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2008年之前的近10年间中国出口总量占GDP的30%之多。如果我们完全依赖出口拉动经济,那么,200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必然大幅下降。但事实上,近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仍保持较高增速,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8.7%,2010年为10.3%,2011年中国经济比上年增长9.2%。而同期的欧美各国处于衰退之中。中国何以能独善其身并“一枝独秀”呢?为什么资本主义体制始终无力阻止经济危机呢?这主要源于我们经过创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诸多方面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新发展经济学,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具体原因如下。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操控国家经济及其政策。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经济被金融集团绑架,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夸大市场主义,目的就是规避政府的监管以操控国家的经济走向。而实际上以金融创新为名大肆搜刮民财,甚至把垃圾债券向全球推销,最终损人利己的短期恶行反而成为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祸害。所谓的“东亚模式”也是如此,被选举上台的政府必须为利益集团服务。此外,“欧美模式”的党派纷争造成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分裂,如美国的民主党从拉拢其传统的低收入支持者的角度,希望能够维持他们一定的社会保障水平,因而倾向于采取增收和减支并举的“平衡”方案;而共和党则是更多地站在中产阶级和富人的角度反对任何加税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决定了我们的政府不可能被任何利益集团所绑架。中国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银行、石油等企业属于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国有化企业,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而不仅仅是服从利润最大化。这是中国一次又一次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制度保障。

(2)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发展具有长远性的特征。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其时间跨度长达70年,这是当代西方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做到的。由于中国拥有了这个规划性、持续性强的发展战略,因而确保了“中国模式”的长期高速发展。当前,我们国内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不足50%,而且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近些年都保持在20%以上的高速度,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无忧。最近,美国高层官员就公开羡慕中国有五年规划。1993年,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作过一个大胆预言:苏联解体预示着“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式政体“将普及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但在今天金融危机时代,福山本人修改了自己的判断:“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但他并不理解个体理性至上的原则才是“西方模式”困境的本源。西方的选民政治决定了其政府行为的短期效应,他们以举债来推行高福利制度以取悦选民,置国家的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顾,进而形成“民富而国穷”的格局,一旦发生危机,国家无力救助。这也是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3)中国共产党具有超强的组织动员力。个人主义价值至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各个政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利益诉求差异很大,同时政党组织内部也都是很松散的。而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它是一个为全社会整体利益服务和组织紧密型的政党,它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2009年新发展党员307.5万名。这种紧密型的政党政治制度有别于自由主义西方政党体制,因而拥有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在30余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可以统一全国的发展步调,从而减少各种社会利益冲突,如在历次国家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大局,这就避免了国家内部纷争不断,确保了国家稳定发展。中国共产党可以广泛动员全社会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在历次抗震救灾中,我们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之强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四、对中国经济未来改革方向的思考

当然,坚持并完善“中国模式”的历史任务依旧十分繁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不过仅有30多年的历程。其问题仍旧不少,比如国企的垄断低效率问题,行政权力过大导致的腐败问题和企业创新不足等。对此,我们应当如何改进呢?当前有些国内学者以西方制度为准绳提出改进建议和方法,比如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甚至建议取消国家发改委。固然,国内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有待深化改革,但要改变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模式”岂不成为“西方模式”了吗?因此,本文认为,我们的下一步改革可以在局部上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这需要广泛的制度创新。但是,不能放弃全社会整体利益至上的基本理念,理由有二。

一方面,马克思早就预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相应地也需要社会对经济的管理程度越来越高。当前欧美国家的国有经济比例也是很高的,国家办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存在无疑是社会经济安全的保障,我们可以调整发展形式,提高效率,但不可以取消国有经济。因为国有经济的发展可以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应该更有弹性,当“市场缺陷”表现较为充分时,国有经济就要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量来加强;当“计划缺陷”表现较为充分时,国有经济就需要多一点市场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本身具有中国本土特点。中国人口多,民族多,地域广,资源少并且分布极其不均衡,国家周边面对的外部环境又十分恶劣,因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国情极为复杂。这些特殊国情在根本上要求中华民族的生存必须以全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否则就会是一盘散沙,战乱不断,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的需要。我们要维系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就不能缺少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调节以应对各种外部势力威胁,应对各种内部利益冲突。因而首先要求“国富”,即要求国家自身储备强大的经济能量,或者说国家需要掌控更多的资源进而形成一个大的“蓄水池”,以随时应付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以调节平衡社会、经济中的种种问题。而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确保国家直接掌控足够的资源和动员力,因而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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