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思想的原野》（4）

我强调理论准备不足的目的是什么，诉求何在？其实很简单，理论不足就要 找到制约理论发展的原因，就要消除制约理论发展的因素，保证创新、发展和完 善理论。其间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更大的包容度，以实质性 的措施支持引导理论创新发展，必要情况下开展争论。

谈及理论上的争论，难免涉及当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他提出了一个 “不争论”的著名思想，其实这种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知道先有理论走得更稳，更少走弯路，却选择了不争论，就是因为当时缺少争论的社会基础，属于特 殊时期的特殊办法。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有人讲论战的结果迟滞苏联 改革数十年，为什么，当时中国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苏联想突破这 一理论，又不敢公开说，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开会时中共代表团引经据典，慷慨激 昂，而苏共代表团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出只言片语，疲态弱势尽显。 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与此相近，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更主要的还 是发展和突破，在大众包括党内高层尚存在更新观念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讨论 的，只能先干后总结，让事实说话。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在有了30年发展成就与实践经验的情况下，我们社会已 经拥有了比较强的讨论甚至争论的基础，也就是说，今天不仅不能限制争论，并且应当鼓励和支持争论，通过争论寻找前进的路径和方法，尤其是通过争论达成共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过程和组成部分。看一下1978年的真理标准 大讨论，为什么激发了人民如此昂扬的精神风貌？就是因为全社会直接间接参与 其中。今天，中国在精神疲软的情况下，要焕发昂扬的精神，执政党必须主动开 展一次新的大讨论，唯此才敢言民族的精神崛起，才敢言物质成果得到巩固。

二、导致理论准备不足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有网友质问，新中国成立已有60多年，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为什么仍然出现了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直持续下去？可以肯定，理论不足 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就无法前行。至于导致理论滞后或不足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其一，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太快，新生事物太多，就如乘坐在火车里，刚看 清眼前景色就被新图景所替代。比如，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序快速提升，由受援到 助人，由跟着他人制订的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仅仅30年。当然，最重要的 还在于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由此而来的是新的博弈规则的形成。 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政治生态变化是两种制度趋同，就太简单不过了，问题是现 阶段世界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斜，当僵化的老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也不 接受，那么创造新理论走出新途径就是唯一选择。这原本就不是容易做到的。

其二，理论工作者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偏弱，尤其缺乏敢于为真理献身的 勇气，制约了重大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两年前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提 出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的命题，在种种原因中有梁启超所归结的“中国人缺少 高尚之目的”。理论工作者原本走在社会的前列，其存在天然的风险，没有担当 和牺牲精神，就只能解读和诠释。实际上，党和社会的宽容度比理论工作者的理 解程度要高得多，近年来我给中央、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80余份，这些 报告很多是对现行做法的质疑，我的演讲报告也有上千场，报告中有很多对现实 的批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限制，关键在于有没有真知灼见，是否在向真理迈进。

其三，社会大众除自身参与不够外，尤其没有承担起为大思想、大理论的产生创造良好环境氛围的责任，换句话说没有为思想和思想家提供支持，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到扼杀思想家和思想的队伍之中。看一下人类发展史，那些伟大的 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产生于优良的土壤，当我们不把自己化作思想和思想家 成长的推动力量，而只是愤青式地批评，显然不理性。其实，如果我们每每为新 锐思想而诧异时，就意味着自己尚未成为理论创新的推动力量，而是羁绊者。

其四，在一元的时代整合理论易，在多元的时代整合理论难。在理论建设 方式上，我们与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政党理论多出于思想家、理论家， 并不一定出自政党或政党领袖，比如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建立于亚 当·斯密、卢梭、洛克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理论，政党和政治领袖只是拿来主义。 我们却需要党的领袖创造理论，要单个的人来完成宏大的理论并不现实，因此领 袖也是需要借助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群众，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 慧的结晶，就是这个道理。当然，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文化传统的 原因，领导人在理论发展上所起作用更大，更具主导性，这也是事实。到这里， 我们就不能不说能不能有效整合理论，也决定着理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