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思想的原野》（2）

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

公方彬：自序二

《思想的原野》（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在《人民论坛》杂志10月号（上）发 表后，在国内外引起远出预料之内的反响，尽管该文所涉观点只是我的《新政治 观》理论体系中的小部分，尽管编辑部为了避免影响过大而适度降调：原计划该 期只做新政治观一个专题，后来搞成两个专题；原计划请多位专家围绕我上一篇 文章——《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中的思想点展开讨论，后来不具体 挑明策划的思想渊源；原计划发表我的14000字的长文，后来摘发了其中的5000 字。即便这样，由于很多人猜测此文乃中共十八大政改风向标，再加上网民和学 界高度参与，终于把一篇理论探讨或一个新理论催化成社会热点。在该文处于热 烈讨论之时，许多媒体希望我回应，而我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但回答置疑是理论 工作者的责任，所以，讨论降温之后，在《思想的原野》出版之时，就为什么提 出新政治观，及其网上关切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

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或者说该理论形成路径和动因何在？涉及理论自身 动因，一言一蔽之，就是将政治引到平衡利益的基本功能上来，就是让政治与时 代发展同步，根本目的在于让更能满足共产党执政需要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确立起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更扎实，执政能力更强。对此，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已经作了重点阐述，在今后的文章著作中还要作更加深入分析。这里想换 个视角，也就是将自己长期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和脉络盘托出来，间接说明该理 论产生之必要、之必然。

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士兵的我受诸多因素影响，由文学爱好转到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道路上来，最初着眼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即寻找 僵化落后向鲜活生动转变的路径，以此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者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形 象，提升工作效率，后来认识到方法手段改善而来的效力必将穷尽，必须找到突 破口。就如上个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由于捆住农民手脚的绳索解 除，生产力迅速释放，经济实现腾飞，农村面貌迅速改变。及至因解放而来的生 产力穷尽，农村经济进入较长期的停滞，后来将突破口选在创造生产力。这样的 规律和特征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是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挖掘和激发其 主动性和能动性，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增长点和突破口，这样我就把通过个人修 养提升精神境界，产生精神力量作为自己研究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期间不仅发表 一系列相关文章，还围绕“人生十个修养”到各地作报告，直至走上央视。尽管 演讲报告备受欢迎，尽管央视播出后获很高收视率，尽管以此内容为核心的《与 青年谈人生》出版后获国家图书奖项，我还是很快终止了这方面的工作，原因在 于过程中一个问题突出出来。

诚然，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重视并提升人文素养、品德修养，问题 在于修养过程中该坚守什么，为什么坚守，怎样坚守，如果走偏怎么办，特别是 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何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疑惑与思考 把我的研究引向核心价值观，试图通过价值坐标的确立和恒久性元素的获取，矫 正和支撑起我们的品德修养。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命题应当说是个人理论研究上的 一大突破。虽然作为哲学命题，核心价值观很古老，作为企业文化命题，也是改 革开放之初就自西方引进，但作为一个政治属性命题，一个囊括了中华民族的核 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作为一个 国家和民族精神建设的系统工程提出，这在中国还是首次。至于其中有的研究成果很快进入决策，就更值得自豪和骄傲。我曾经认定核心价值观将是自己理论研究的归宿。然而，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逐渐把研究重点转 移到核心价值观上来之时，我发现自己的研究遇到瓶颈，因为更深层且具决定性 的命题待解，这就是政治需要重新诠释，新政治观需要确立。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今，已有六年时间，期 间理论界一直努力争取突破，也就是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甚至引起决策 层的关注乃至参与，结果仍未如愿。有人认为十八大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因为提出了12个概念，其实这仍然是阶段性成果，尚不能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凝练易记，突出精神元素， 具有操作性。很显然，12个概念24个字只能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基础，而不能认定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意义上，12个概念关照了方方 面面，是对基本价值元素的集纳和归类。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西方的核心价 值观就清楚了。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的是“民 主、自由、人权”。北欧国家增加了“公正和互助”，如其国会建筑的核心价值 观是：“民主、自由、平等、奋进”。以此对照，显然不能说12个概念就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获得共识那么难？瓶颈何在？表 面看是多元价值观并存致使难以达成共识，其实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自身内含 外延尚未获理论突破，高度依附社会主义本体理论的核心价值观自难产生。甚至 还可以说，究竟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个更能实现“建设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目标，都有研究的空间和余地。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 我们对政治的诠释，或曰新政治观能否产生出来。不能对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生态 作出准确判断，不能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特质，就不可 能产生科学恒久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由核心价值观研究转到新政治观研究的 主要原因。当然，真正开展新政治观研究后，发现其关照范围更宽阔，意义更重 大，核心价值观已经降至其内容之一，甚至不是决定性内容。完全可以说，新政 治观直接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现第三次飞跃，十八大报告明确的政治体 制改革将走向哪里和走多远，中华民族是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为了阐明新政治观具有广泛关照力，这里仅就中华民族道德建设作出分析。当代人最焦虑的问题之一是社会公德不彰，为什么一个重道德甚至依靠伦理道德 维系政权与社会的国家和民族，道德建设如此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 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熟人道德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下的陌生人道德，却尚未实 现有效转换；其次，儒家伦理下的重私德到市场经济下的重公德，尚未实现新的 平衡；再次，善和道德奠基于宗教，我们试图摆脱宗教而以政治来推动，却尚未 有效诠释和畅通路径，等等。尤其是以功利的政治解释无功利的道德和善，其间 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以免发生冲突？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需要开展的工作更 多，问题是表面现象背后涉及的是对政治的重新认识，也就是新政治观的支持。 否则，政治越发力，越是无法接近所期望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