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角色变化

从全球发展态势看，世界已进入了极为重要的体系转型期，依笔者之见，这一转型期是一个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型的过渡期，因而是充满新旧体系转换之矛盾性的过程。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事关人类命运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问题，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粮食等问题已积蓄了大量的足以使人类社会系统突然坍塌的危险因素，因此，所谓的国际体系的转型意味着人类命运的岔路口上的不得已的和必然的选择。现在的世界需要能够统一地协调各国的行为并共同应对世界性问题的组织化了的世界体系，当然也需要能够引领这个世界的负责任的主导型大国。这种时代性的变化不仅改变着世界的行为模式，而且也要求世界性大国摆脱以往的霸权模式，并促使它们向主导型大国转换。

大国由历史上的霸权模式向主导型大国转换也就是各大国重新进行角色定位的问题。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来看，所有的大国均遵循了一个基本的模式，这就是霸权。或许一个国家的强大所导致的霸权行为是一个必然的问题，但这种必然性又从观念深层证明人类到目前为止所经历的是一个缺乏公正和合理性的历史。

当然，到了 20 世纪这种行为模式遭遇到来自新的国际行为范式的挑战。应当说，新的国际行为范式是近现代所形成的全球性的主权意识及关系的必然产物。这种行为范式的出现，使世界性的大国均面临了十分矛盾的难题：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惯性都在延习霸权模式；而另一方面，这种霸权模式处处遇到无法克服的难题。换言之，所有的大国都想为所欲为，但又苦于无法为所欲为。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正在推行的霸权主义已呈现出极大的限界，这一限界并非形成于美国的力不从心，而形成于来自新的国际行为范式的阻力。这说是说，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国际秩序的转型，必然涉及更为广泛的问题，这就是国际性行为范式所导致的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向和各大国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仅仅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突然崛起为亚太地区重要力量的我国事实上已进入了时代性的抉择期，是把我国的战略目标锁定在支配世界的霸权模式上还是变成崭新的主导型国家，这成为我国的艰难抉择。现在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多数学者均认为对于中国来讲走霸权之路是行不通的，但话虽如此，真正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霸权是人类以往所有时代的大国的主要行为模式，这种惯性仍然影响和支配着现今世界的各个大国的战略思路，我国能否在建构战略体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摆脱出自本能的霸权欲望，不能不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实践课题。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建构我国发展的理念体系是摆脱霸权模式并成为引领世界的主导型国家的前提。

中国政府已多次阐明过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我国的和平发展将基于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谐世界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念。但仅此还不足以充分地体现世界时代性的变化，它应当是一个理念体系的核心，而这一理念体系应由正义、公正、合理、民主、共赢、和平等时代精神来构成其结构。如果我国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理念体系并把它体现在我国的对外关系领域，那么，我国不仅可以超越以往大国的发展模式，而且，可以以世界的“共有利益”为基础构筑和平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

一、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与方向

现在国际体系的转型或世界体系的转型等问题成了国际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很多议论大多基于以往的国际行为模式，由此，出现诸多概念不清晰、方向性不明确等问题。或许对于目前的国际社会而言，其体系的转型并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转型要把世界引领到哪里去的问题。因此，讨论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的转型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概念；二是转型期所呈现的必然的趋势或方向；三是转型所需要的条件，即切入点或议题。

（一）关于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的概念

界定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需要清晰地理解“体系”一词及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之不同的含义。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体系是指由一些要素以其相互关联的状态形成整体的现象。内在的关联性和整体性，称之为体系的最为根本的标志。有些学者并不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理解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的概念，由此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弗兰克就认为世界体系已有5000年的历史，[1]这种观点并不把所谓的体系理解为系统整体现象。人类的早期，各区域事实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并没有发生内在的关联，何以称之为世界体系？在不同区域里形成的不同人种就是证明，其界线到近代才逐渐被打破，所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人类古代就已形成了所谓整体化了的世界体系，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段里并没有过全球性的体系。或许在远古时期形成过一些区域性的古代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可称得上区域性国际体系，但不能把这些体系的外延扩展到全球。如果我们对体系这一概念没有清晰的理解，就会逻辑地导致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等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学术界对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的界定亦显得比较混乱。其一，把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外延。国际体系这一概念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解。从狭义上讲它可以指多个国家行为体以某种约定而形成的组织或区域性组织。如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欧共体等等。而从广义上亦可理解为全球性系统。与国际体系一词相比，世界体系则无狭义和广义之分，它只是表明全球性的关联状态，即世界体系一词的外延只能限定在全球性系统。在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的理解上，秦亚青教授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把它们的内涵明确地区分开来，在评价目前国际体系转型时他认为“当今世界远未脱离国家体系，也远未达到世界体系的状态”，[2]在这一表述里，事实上把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从外延上严格区分开来，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其二，并不把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理解为政治、经济的复合系统，从而单从经济上或单从政治上理解这些概念。如庞晓波等认为，“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它由国家行为体组成，主要指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3]这就单从政治的层面理解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而沃勒斯坦则认为只有世界性的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4]尽管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可以有侧重的一面，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就不能把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截然分离开来。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复合体。

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均指处于某种整合状态的系统。国际体系是指多个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并通过某种约定形成的相互关联的状态，这种体系可以是区域性组织和政治、经济、军事的联盟，也可以是相关国家通过协议形成的某种秩序。而世界体系则指世界各主权国以某种协议或约定形成全球关联的状态。与国际体系不同，世界体系必须是全球性的关联系统，并且它必须有一个能够协调各行为体的组织系统。从目前国际关系来看，还没有出现过能够满足上述界定的世界体系，但已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如联合国和欧共体。联合国已具有了初步的全球性组织的功能。而欧共体尽管是区域性的，但可视为已具备了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组织结构上的各种特点。

（二）国际体系转型的内涵及转型的方向

秦亚青教授曾经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和标志：“首先是体系自身的转型。体系转型是指体系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根本的定义性特征是秩序原则，比如主权原则；最明显的特点是体系单位的变化，比如从帝国体系转向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其次是体系结构的转型。国际体系结构转型主要是指实力分布的变化，最典型的特征是极的概念；”“第三是国际治理体制的转型。治理体制是指维护国际体系秩序的制度性安排。”[4]据此，他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应当说，秦亚青教授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亦有必要把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的变化理解为其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从其性质上划分为合作、竞争、对峙、冲突等状态。各国的关系因这些状态形成特定的政治结构。例如，冷战时期的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冲突，这是一种一元结构。而冷战后东北亚区域各国消除了政治上的冲突状态并进行了较大范围的经济合作，由此原有的国际体系转变为合作与对峙的政治结构，即“二元结构”。这是一种国家和国家之间、国际体系与国际体系之间关系之性质上的演变，可以理解为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笔者从三个方面理解国际体系的转型，这就是体系的质的变化（如帝国体系向民族的或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体系转换）、体系内部国家之间关系性质的变化（是合作还是冲突）和治理体制的变化。而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只是表明权力的再分配，这种权力的分配并不代表国际体系实质性变化，因此，笔者并不把它视为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理解了国际体系的转型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讨论所谓的国际体系转型期这一命题。现在国际体系进入了转型期一说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大多数论著只是泛泛地谈转型期的特征而很少讨论进入转型期的国际体系究竟向哪里转型的问题。其实所谓转型期逻辑地包含了其方向问题，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转型期，或者说，称之为转型期的现象必须由两个要素构成，这就是性质的变化和变化的方向。当然，讨论国际体系转型的学者们也从一些侧面涉及过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问题，但他们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关注有余而对其方向关注不足，而且其观点大多停留在以往国际行为范式的层面，所以他们所指出的转型的方向实际上指权力再分配的方向，而不是国际体系性质变化的方向。如大多数学者把目前国际体系的转型理解为大范围的权力转移。这些学者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路径和权力转移的区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国际权力中心经历了亚洲到欧洲（19世纪）、再由欧洲到美国（20世纪）转移的历史过程，现在这个中心正在由美国转移到亚洲，这就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路径和过程。

这也就是说，目前正在进行的所谓国际体系的转型无非是权力的再分配，即世界的中心由美国转移到亚洲。这种理解事实上只关注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所关注的是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体系转型的第二个标志，即体系结构的转型，而忽略了目前国际体系的体系性质和治理体制的演变，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目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性问题。

所谓国际体系的转型即指由各国关系的结构性深层变化，而国际体系进入转型期则意味着目前的国际体系远不是完成体，这就从逻辑上发生进入了转型期的国际体系向哪里转型的问题。而讨论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性问题就应当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国际体系的演变所呈现的客观趋势；二是国际社会需要怎样的国际体系之理想状态。

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趋势来看，由于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深化现在已形成了全球性的二元结构，加上联合国作用的增大，全球范围内已呈现出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换的趋势。如果全球经济纽带体系进一步深化，并且能够确立协调各国行为的组织机构的话，或许使人类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全球命运共同体。近来欧共体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客观地说，欧共体的组织结构和性质事实上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崭新的世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欧共体的组织结构已超越主权国家，形成了能够协调域内各国行为的权威性组织和规范，这种特点与以主权视为国家之核心利益的传统的国际体系结构有着性质上的不同。阮宗泽以现存的国际社会共有利益扩大的趋势为依据认为，“未来稳定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在各方 ‘共有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大国‘共有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而共有利益所“体现的是一种非‘零和’性、非排他性和多边性，是共赢或多赢理念。”[5]如果人类能够建构这样一个共赢的全球性体系或许可以最终摆脱在以往所有历史阶段普遍存在过的霸权、强权、战争、掠夺等野蛮状态。当然这一路径只能是建构世界体系。

国际体系的转型期意味着原来的国际秩序所遗留的诸多问题仍然在现实中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其转型的方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意即有很多路径可供人类选择，或者以近现代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来对世界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或者一改以往的行为模式建构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建构世界体系是国际体系转型之方向，同时也是一种假设，而这一假设具有很大的客观性。笔者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已具备向世界体系转换的客观的国际性基础：其一，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各国主权意识空前强化的历史阶段。到近代为止，人类社会事实上并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意识，主权意识是随着殖民化的结束而形成的崭新的国际秩序。“主权意味着平等权”，[6]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独立、生存、发展的权利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主权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它拒绝以往的弱肉强食的行为范式，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已进入与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同的历史时期。主权意识的深化，是国际社会平等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又可以成为能够超越主权意识的前提；其二，全球性的社会化正在形成。“在国际政治中，社会性是指主权国家在政治、安全与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于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真正尊重。”[6]全球性的社会化不仅得益于主权意识的强化，而且也得益于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由此，全球正在形成公正、合理、民主等世界性的意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已开始进入全球性的民主化时代。这种时代从其特征上表明霸权国家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的伊拉克之战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是全球社会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全球性的社会化正在成为建构世界体系的前提；其三，各国越来越依赖国际性机构和规则。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因大国因素走过了艰难的历程，但目前她已成为“世界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4]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宪章》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平、发展已经成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这些观念被国际行为体广泛接受并对其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7]尽管联合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已初步形成了整体治理的功能，这就出现了国际社会逐步摆脱无政治状态的历史趋势。现在，联合国还不可能对大国霸权主义等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但是联合国特殊的规制已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着大国的行为，大国的行为被限制也就意味着中小国家话语权的扩大，也就促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过程。

上述的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型的客观基础也是一种国际性的趋势。 但我们不能以这种趋势为依据得出一个国际体系必然向世界体系转型的结论，因为，国际体系能否向世界体系转型将取决于世界各国的意志和努力。如果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念，即使国际体系已呈现出向世界体系转型的趋势也有可能受阻。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想模型的角度谈建构世界体系的必要性，即对于人类而言需要怎样的理想状态的问题。

那么，对于世界来说哪一种状态是最为理想的呢？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人类所经历的所有历史阶段，从中寻找出曾经使人类满意过的历史状态。可以假设，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现在的状态就是历史上最令人类满意的历史状态。但是，绝大多数人们并不相信这种状态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这些人当中亦包括称之为专家的群体。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挺进，而其重要的标志是权力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如果这种多极化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人类建构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前提的话，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如果它不过是相互争霸的历史翻版的话问题就会显得非常严重。这是因为，人类事实上面临了以往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没有出现过的严峻的世界性问题。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等等。其中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极大威胁的是资源和能源问题。日益枯竭的资源和能源必然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极大的冲击，如果人类在较短的时间内寻找到替代能源和资源则另当别论，但如果找不到便会面临近代以来苦心经营的现代生产体系的坍塌危机。

现在有很多人备受世界所出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鼓舞，但客观地说，尽管可以把经济一体化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但也不能忽视经济一体化所隐藏的极大危险因素。在开放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中，笔者曾经提出过封闭社会之所以只能崩溃的方法论问题，[8]如果我们以这一理论模型来观察世界就会发现，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实际上也是一个封闭系统。这种封闭系统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的能量和物质， 而地球这一封闭系统几乎得不到外界系统的能量和物质的支持，当人类耗尽地球有限的资源和能源时或许这一系统的崩溃将是必然的。我们应当记住 Herbert Stein 的一句名言：“如果某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那就意味着它的崩溃是必然的”。[10]当然，如果说人类文明将要崩溃，无论是谁都不会接受，但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各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都在追求极端的利己主义，也就无法以协调一致的行为来防止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这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不能在短期内一改以往的行为模式或大国不抛弃一味追求极端利己主义的霸权模式，人类的未来将是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或许就是人类的灭亡。

自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报告书以来，有无数的学者警告过地球已无法承受人类文明的程度，如果照此下去人类文明的终结将成为现实。但是，居然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接受过这些警告，如同汽车制造业那样，面对全球性的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却照样发展不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人类缺乏足够的理性还是对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足？或许对此会有很多答案，而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现在诸多的世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与世界所处的无政府状态相关联，正由于没有有效地限定各国行为的机构和规范，世界性的危机因素事实上处于放任的状态。

目前世界性的问题已说明，无论是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好，还是人类行为模式的转型也好，均是在人类命运的岔路口上进行路径的选择。对于面临巨大危机的人类来说这种选择具有极其沉重的历史意义。笔者曾经在论述这些危机时尽可能轻淡地描写过有可能把人类推向灭亡边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这是因为，尽管勉强仍可假设人类是有理性的。但是，如果冷静地思考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文明体系的崩溃都有同一个逻辑过程，这就是资源的枯竭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就是文明体系的坍塌，伊斯特岛（也称复活节岛）文明如此，玛雅文明亦如此。需要深思的是，这一逻辑过程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要走过去的路径。如果地球的资源或能源枯竭，谁能保证不发生全面战争？又有谁能保证人类有充分的理性不使用毁灭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目前的世界状况来看，这是一种极有可能的假设。因此，其结论应当非常简单，如果没有统一的和可控制的规则，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这就需要建构一个能够规制世界并协调各国行为的新的体系，这就是世界体系。应当指出，建构世界体系是人类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将是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金应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行。”[10]虽然这一段论述中有一个概念混乱的问题，但所提出的方向性问题却非常正确。霸权治理曾经是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但这种模式已达到了其限界，如果人类顽固地走这一路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巨大危机。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其最为合理的和理想的状态只能是能够协调各国的行为并共同持续发展的状态，而这一状态的前提是建构世界体系。

上面的论述说明，严肃认真地讨论国际体系的转型及世界体系的建构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迫在眉睫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