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角色变化（2）

（三）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

冷战的结束，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全球范围的经济纽带体系的确立不仅淡化了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对峙状态，而且促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二元格局。[11]二元格局事实上反映的是世界新的转型期的特征，即以往的各个国际体系之间只有对立而无合作的一元国际政治结构开始瓦解，逐步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层面的对立、冲突、竞争和经济上的合作并存的格局。就世界历史而言，这种二元结构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结构。其结构性的特征在于政治上的对峙并不影响这些国家之间的现有水平的经济交流。当然，处于对峙状态的政治结构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因政治上的对峙状态而拒绝现有水平的经济交流，因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所有国家都深深地依赖着世界性经济纽带体系，谁脱离了它，便意味着其经济体系的崩溃。

世界之所以形成这种二元格局，其理由有三：一是全球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冷战结束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促使各国的经济合作跨越了所有政治壁垒，进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内合作的新趋势，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无论是怎样对立的国家均因其经济的联系而形成了它们内在的关联性。最为典型的是中美、中日关系。应当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亦有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因素。如我国曾经是日本对外ODA的最大受援国。“自1979年到2008年，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提供了3．6兆日元的经济援助。”[12]现在美国和日本与我国也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看，中美、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战略性冲突和对峙的状态。

正由于此，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颇具戏剧性，一方面从经济合作的角度已无法忽略中国因素，而另一方面却要从政治的和战略的层面上遏制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极其矛盾的心态恰好是国际体系转型期的矛盾状态的一个投影；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由于科技水平的飞速提高，人类的战争工具系统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现在各国所拥有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足以毁灭地球几次。换言之，我们人类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状态。但是，从另一方面，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却又给人类自身形成了巨大的约束力，即无论是何等强大的国家也都要考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对自身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正由于这一点，世界强国之间即使有冲突也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进行，也就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世界能够获得长达半个世纪和平机遇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国际行为范式的变化。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迎来了主权意识的空前强化、国际性社会化和民主化意识兴起并由此形成新的国际行为范式的时代。国际行为范式的变化证明自古以来霸权国家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国际性组织程度和各国主权意识的提高也事实上极大地限制了霸权国家的行为，并迫使它们成为主导型国家。如个别国家的行为“绕开联合国将会丧失合法性”，[13]而且其行为也要符合国际规则和规范。

上述三种力量事实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寻求新的规范模式的现实基础， 也就促使国际体系的转型。“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已经并且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实力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更重要，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同质性显著增多。”[14]这些世界性的变化非常典型地体现在东亚区域，或者说，东亚区域实际上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缩影。这里我们可以把分析的目光锁定在东北亚，因为，无论从政治格局还是从经济合作的角度看，东北亚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区域的核心部位，其典型的二元结构正在辐射整个东亚区域。

从政治层面上看，东北亚是唯一的冷战结构尚存的区域，这种冷战结构显然对这一区域的政治结构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这一政治结构正在成为东北亚区域无法建构合作所需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其冷战结构上，而且还在于某些国家正在利用这一冷战结构推进其战略，使这一区域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如美国和日本就是如此。对于美国来讲，东北亚区域的冷战结构恰好成为其战略性支撑点，美国正在利用这一战略支撑点来实施其遏制战略。美国需要遏制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挑战势力的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而且至少要阻止这些国家在东北亚区域形成强大的区域性合力。从美国的角度看，一个或两个国家的崛起在短期内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如果东亚区域形成巨大的区域性合力并具备强大的区域性竞争力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因为，这种区域性竞争力意味着这一区域形成了敢于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势力。而冷战结构对于美国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阻止建构区域性合力的进程。而日本则利用这一冷战结构来实施另一种形态的战略。日本的近期战略目标显然锁定在恢复其正常国家地位上，这就有必要利用东北亚区域的冷战结构来强化其军事力量，并力图修改和平宪法。美国和日本的战略从其体系上需要东北亚的不稳定结构，这种战略势必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战略发生冲突。这也就是说，进入转型期的东北亚正在变成主要大国战略性大博弈的主战场。这场战略性大博弈从其性质上是原有的霸权国家和新兴崛起势力的博弈，其结果应当是这样的：如果美国能阻止这一区域区域性合力的形成并最大限度地挤压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空间，那么，美国是胜利者；相反地，如果美国没有能够阻止东北亚区域的区域性合力的形成，那么，美国便是失败者，当然，胜利者将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从全球的角度看，国际体系能否顺利转型或国际体系能否向另一个体系转换将取决于东北亚这一主战场上的胜败状态。

而从经济层面上看，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成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区域，“东北亚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并正在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该地区的GDP占全球的20%，再过10年或15年有望超过30%。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东北亚会与欧洲和北美洲并肩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15]这种预测基于目前东北亚GDP总量和高速的增长率。有资料显示，2000年至2008年间中俄蒙韩四国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 、7% 、6．4% 、5% ，[16]表明这一区域仍然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在东北亚区域的带动下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也呈现较活跃的状态，2000年东亚域内贸易比重已达48．5%，仅次于欧共体（53．2%），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一区域尽管没有形成制度化了的经济统合组织，但亦可评价为进入了机能性统合阶段。[17]这就是说，东亚区域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体系正在形成。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有趣的现象，即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仍然受冷战惯性的影响，正在演化出世界级大国之间战略性的大博弈进程，但在经济层面上这些国家又不得已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进行着合作。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所谓二元结构的特点，这也是进入转型期的必然现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冷战时期的东北亚区域从整体上并未形成过所谓的国际体系。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亦有体系化的意味的话，那就是冲突各方自身的国际体系。美日韩等资本主义阵营和苏中朝等社会主义阵营可视为各自独立的国际体系，但这两个阵营之间并未形成过以一定的国际条约或协议相联系的主权国家体系，它们之间只有对峙、冲突、竞争而无合作，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元政治结构。现在东北亚区域已从这种一元结构摆脱出来并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结构，可以说，这也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当然，进入转型期意味着需要清算原有结构所遗留的一系列的问题，东北亚区域的问题也就显得非常复杂。

现在有很多学者被这样一个现象所困惑：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论证，东北亚都是能够形成巨大的区域性合力的最佳地区，但关联国家却对合作事宜并没有更多的热情。从理论上讲，东北亚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劳动力资源、市场需求等方面均有非常强的互补性，如果在这一区域形成经济合作体系，它将成为有极大潜力的未来世界经济的支柱区域，但现实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处于无中心、无制度、无组织的‘三无’状态”。[15]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理解显然有分歧。多数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认为，导致东北亚区域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原因在于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即大国间的战略性博弈势必影响经济的合作。[18]而富景筠则认为，“地缘政治观念影响政府决策的环境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正是由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很弱或者不明确，地缘政治因素便占据了主导。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该地区的形势向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方向发展”。[16]应当说，这些理解均有一定的道理。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的滞后当然有多种原因，国际政治层面的或经济利益层面的问题正在成为其复合性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东北亚区域的二元结构就会发现，国际政治层面的对峙甚至对抗给这一区域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利益不明确所造成的影响。问题在于，这一区域政治层面的对峙基于冷战遗留的残余结构——朝鲜半岛问题，由此，周边大国的战略指向呈现出不可兼容性，其结果，东北亚区域的大规模国际合作事实上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如同图们江流域开发那样，经历了二十余年却没有实质性进展。正是由于东北亚区域的国际合作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所以，东北亚各国都力主于域外的合作。

虽然，东北亚区域由冷战时期的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的过渡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东北亚区域政治层面的问题并非是以一定的经济利益或经济纽带体系的建构所能解决得了的，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建构这一区域内大规模合作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北亚区域的二元结构凸显出这样一种状态：即各国在经济方面存在一些“共有利益”，而在安全方面或政治方面缺乏“共有利益”或没有“共有利益”，也就无法寻找全方位共赢的途径。那么，我们能否寻找出一条扩大东北亚区域的“共有利益”的途径来为区域合作体系的建构打下一个基础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这一条路径亦有艰难险阻，这是因为，东北亚区域大国之间战略性大博弈事实上是围绕建构或阻止区域性合作体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如果说，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一个区域性发展空间和合力的话，美国就需要从战略上阻止这一过程，这就是所谓遏制。换言之，尽管建构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体系是一个诱人的目标，但它所面临的是各大国政治的和战略结构的阻力。

二、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议题

我们可以简单地预测， 在世界性的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东北亚将扮演核心区域的角色。其理由并不简单地在于世界中心正在转移到东亚区域，而更多地在于这一区域目前所呈现的特定结构。东北亚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国、人口、资源、资本、技术、军事力量密集的区域，而且又是世界唯一的冷战结构尚存的区域。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状态对未来整个世界的演化方向将产生极大的影响。重要的是，东北亚正在围绕冷战结构展开着新旧势力力量的较量，也就非常典型地呈现出国际体系转型过程的特征。笔者并不想把这一特征理解为追求霸权的美国与欲崛起为另一极的中国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而是把它理解为固守现存国际体系的旧势力与构筑崭新的世界体系之新势力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这是因为，尽管美国过去和现在所推行的霸权战略曾经以霸权治理促进过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但这种霸权治理已呈现出其限界，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中国不应当重走美国之路。如果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开拓出一条崭新的路径，那么，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时代性大国。换言之，对于中国来讲，东北亚将是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的战略性大博弈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验证中国能否占据引领世界之主导型国家地位的实践场所。

用战略性大博弈这一沉重的概念来描述目前东北亚区域出现的新旧势力的对峙似乎大有决一死战的意味，其实，这种战略性大博弈亦可平静地进行，尤其是作为世界级大国的中美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状态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中国和美国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可能状态，但完全可以正确地预测出其后果，这就是没有胜者。正由于这种原因，中美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的目标不可能设定为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对方，而只能设定在遏制或反遏制上。现在美国非常明显地实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美国的这种战略只需要最大限度地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阻止东亚区域内形成区域性合力、利用其军事同盟体系尽可能孤立中国，便会达到其战略目标。那么，中国应当以怎样的大战略来应对美国的战略？其答案也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中国未必一定要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中国只需和平地结束这场战略性大博弈，便会成为这场战略性大博弈的胜利者。从中国的角度谈，只要清楚地理解美国东北亚区域战略的切入点，就可寻找出和平地结束这场战略性大博弈的路径。笔者曾经在另文中涉及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位于北美的美国如何大范围地介入到东北亚区域事务之中的问题。从战略结构上看，美国事实上是以东北亚区域的热点问题和不稳定结构作为其战略性切入点，并以此为支点获得了战略性介入的理由。这一热点和不稳定结构便是朝鲜半岛问题。如果我们清晰地理解这一问题，便会非常简单地寻找出瓦解美国的战略并在与美国的战略性大博弈中不战而胜的路径，这就是打掉美国战略性依托或支点。如果说美国以东北亚区域的不稳定结构为其战略性依托或支点，那么，中国应当力主于建构东北亚区域的稳定结构，这种努力不仅会使中国得到区域性合作和安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且，也会在中美战略性大博弈中成为胜利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可以明确地认识中国在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中应当扮演怎样角色的问题，也可以正确地理解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的战略切入点和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议题。

应当说，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的转型面临两个阻力，这就是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围绕朝鲜半岛问题而形成的各国的不稳定的政治结构。一方面， 朝鲜半岛问题不仅促使各国的战略指向相背，而且也为美国的遏制战略提供战略性支点；另一方面，美国大范围地介入东北亚区域事务导致了区域内各国战略目标的不可兼容性。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目标只能是实现区域内各国的战略目标之兼容性，即要实现各国战略关注点的转移，使这些国家的战略基点从冲突转移到合作层面。这事实上就是重组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的过程。如果东北亚区域不完成这一过程，所谓国际体系的转型只能是毫无现实性的空谈。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议题就是重组这一区域内的政治结构。重组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意即把各国的战略目标上相背的战略指向转换为合作的战略指向。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东北亚区域的国际体系能否顺利转型与能否促使处于多角警戒态势的东北亚区域各国关系转向和平共赢的结构相关。

为讨论的逻辑性，有必要形成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理论前提。这就是，我们不能把国际体系的转型仅仅理解为一种趋势，而应当把它视为相关各国利益最大化的状态。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动力来自于自身的利益，因而，所谓的趋势无非是各国利益形成合力的状态。如果国际体系的转型能给相关国家以利益，那么，这种对利益的追求便会形成合力并呈现出所谓的趋势。那么，国际体系的转型对东北亚区域各国能否带来利益的最大化？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做了大量论证。冷战结束之后，很多国家、世界机构和学者们把东北亚视为最适合进行国际性合作的区域，如早期的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就是有关国家倡导并由联合国相关机构参与而形成的。而且，很多专家和学者们论证了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和一体化对域内各国的积极影响。这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的转型对于东北亚区域各国来说是一条能够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的转型将对全球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全球性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就在于东北亚。

上述的议论逻辑地引申出另一个议题：既然东北亚区域的国际合作如此重要，为什么东北亚区域的国际性合作滞后于世界的其他区域？笔者认为，国际体系政治层面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各国政治关系并不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同步发生变化。即经济的一体化客观地要求各国政治关系的高度协调，但各国处理政治关系仍然沿用冷战时期的行为模式，其结果，各国具有了双重角色——经济上的合作者同时又是政治上的对手或假想敌。这种状态自然地形成域内一体化过程的阻力。因此，重组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需要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消除区域内不稳定结构，尽可能使目前的二元结构转向集中于合作的一元结构。而改变不稳定结构为稳定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事实上是东北亚区域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东北亚区域各国的战略指向将很快地转移到合作层面上来；二是要促使美国改变控制与合作并行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因为，美国的这一战略事实上给东北亚一体化过程造成巨大阻力。如果美国继续实施这种战略并拒绝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东北亚的一体化将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美国的这种战略与朝鲜半岛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东北亚区域促使美国抛弃霸权战略而变成平等的合作者的前提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三、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角色的变化方向

国际体系进入了转型期，即意味着扮演这一过程之主要角色的大国进入了战略抉择期。是更加清醒地理解世界发展的趋势并引领世界完成向世界体系转换的历史使命还是从狹隘的本国利益出发致力于建构所谓的霸权体系，这是各大国所面临的时代性的课题。以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因为，各个国家的行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它们所追求的就是权利，何以谈引领世界之历史使命？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现在已面临一个悖论，即国际行为体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其结果可能是一无所得，甚至可能会陷入共同毁灭的境地。且不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各类武器系统的巨大威力，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危机（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粮食）就已足以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现在，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同时出现的资源和能源的争夺战已充分说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之严重性。面对这些世界性的危机，如果各大国一味追求本国的霸权地位，那么，危机与霸权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要素将形成互动关系，即危机促使各大国更热衷于霸权，而霸权又加重危机，由此产生的整体效应将把世界推入无法回头的危机深渊之中。当然，如果各大国明确认识这种时代性的问题并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为本国在世界体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定位，或许可以把世界引向和平和繁荣。

从目前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来看，未来能够左右世界局势的主要大国或许将是美国和中国。陈琪以阎学通的“主导国的性质决定了国际规范的演化方向，而其自身行为是影响国际规范演化的主要路径”的观点来阐述了自己的预测性结论，认为：“今后 15 年国际规范仍将依据美国的性质演化，而在2025-2050年，国际规范的演化将主要受中国的性质影响。”[19]如果这种预测成为现实，那么，这两个大国在国际规范的演化过程中如何定位将对未来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目前这两个大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角色和现存国际秩序之中的地位，但是，从未来国际关系展开的方向上看它们都面临如何为本国的角色定位的时代性课题，而这种角色的定位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抉择。

以美国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具备了能够左右世界局势的实力，尽管其国际地位常常遭到种种挑战，但还没有遭遇过足以动摇其国际地位的挑战势力。因此，从美国的角度看，目前的战略目标没有必要设定在与某个挑战势力决出胜负，而只能设定在遏制那些在未来有可能成为有力挑战者的国家。但是，超级大国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地摆布世界格局，这是因为，国际体系的转型所出现的历史性的趋势同样极大地制约着美国的行为。正由于这一点，美国事实上也进入了战略抉择期，即要在固守其霸权地位还是变成世界之崭新的引领者之间进行抉择。实际上，美国的很多智人已隐约地感到了这种抉择期的到来，所以，美国人常常以世界民主化的引领者自居。 当然，如果美国真心诚意地引领世界性的民主化过程，就没有不欢迎的道理。但是，在现实的国际事务的处理中，美国所强烈关注的是本国的利益，并且，美国并不想容忍任何敢于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崛起，换言之，美国从战略目标上并不追求以某种理念来建构和谐的世界秩序，美国所追求的是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和绝对的霸权地位。美国的这种战略目标当然与国际体系的转型所呈现的趋势相背，也就产生了固守霸权模式还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战略性抉择的必要性。如果美国选择前者，美国必然以其军事力量试图控制世界，但这样一来，美国有可能遭遇来自世界性趋势的强大阻力，届时，我们有可能见到力不从心且精疲力竭的美国。如果美国选择后者，那么，美国不仅可以平静地对待新兴崛起的国家，而且，还可从与这些国家的平等合作过程中实现其最大的发展利益，当然也可成为引领世界走向和谐的主导型大国。

从中国的立场看待自身的崛起， 面临着比起美国更为沉重的战略性抉择的时代课题。 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异军突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只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时间，而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以惊人的速度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中国的突然崛起，很多情急的学者们断言，世界已经步入了G2时代。当然，世界是不是已进入了G2时代仍需讨论，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中国仍以高速增长的势头挺进，所谓的G2时代并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G2时代或许是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冷静地思考，这种时代又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战略抉择的历史时期。笔者在前面已经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在未来，我国的自我定位将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惯性，即使我们有非常崇高的理念也很难在实践中摆脱霸权的欲望，也就是说，我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一定位问题将伴随我国发展的始终并成为困惑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或许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足迹和目前世界发展总的趋势中寻找出我国自我定位的依据，并得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大国霸权之路并不适合于中国的结论，但大国之间的博弈常常不是某种理念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因此，我国的行为也未必一定会按照某种战略目标或理念的轨迹展开。而且，尽管我们可以以美好的理念来试图重构世界秩序，但其他国家未必一定会迎合我们的思路，如同现在的美国那样，把我国的崛起视为对其霸主地位的极大挑战，并实施极力遏制的战略。面对类似的战略我国采用对应性战略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这就会出现现实的博弈路径远离总体战略目标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对于我国来说，摆脱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大国崛起之霸权之路是艰难的，而以建构和谐世界的理念来引领世界同样也是艰难的。

当然，虽说这种重大的战略抉择是艰难的，但这又是无法回避且必须抉择的路径。我在前面已阐述了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及世界正在发生的趋势性变化，实际上这是未来我国自我定位并选择路径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性背景。目前的世界毫无疑问地已进入了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20]如果我国的发展选择背离这种历史趋势的路径而追求霸权的话，其结果只能是品味一时发展而丢弃长久繁荣。换言之，我国的自我定位只能基于时代的趋势性变化，为顺应这种变化，我们所选择的路径即使再艰难也要顽强地走下去，这一路径只能是变成引领世界总趋势的主导型大国。为给这种定位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在此有必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大国；二是未来将要出现的大国的性质；三是引领世界新时代的主导型大国的理念。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大国的问题，这似乎并不是个问题，因为，在通常的意义上可以把所谓的大国定义为经济的和军事的实力较强且有较为辽阔的疆域和人口的国家。但是，从国际战略学的角度谈大国的概念就不那么简单。虽然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资源丰富和经济发达等都可成为是大国的重要标志，但从国际关系或体系之中的作用来看，所谓的大国应当是指那些有较为明确的战略体系和目标并有决心和能力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改变周边环境的国家。从大国的角度充分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所谓的战略无非是为了一定的目标而改变环境的行为，所以积极地改变环境以营造达到战略目标的诸多条件是实施某种战略的大国之必备的心态。现在，我国的学术界正在讨论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的问题，其实对这一问题没有必要进行僵硬的理解，如果实施某种战略的实力不足就有必要韬光养晦，而如果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有所作为，有时甚至应当积极作为。积极作为并不等于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些国家，而是把局势引向更为积极的方向。如果在国际性事务中我们能够坚持共赢原则，这种积极作为必定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大国没有改变周边环境的意志且没有积极作为的心态，那么就不可能建构一个所谓的战略体系。从目前我国在国际体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我国的对外影响力虽然已出现向外发散的趋势，但仍然集中在周边区域，而周边区域常常对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有可能直接影响我国的总体和发展战略。尤其是在东北亚区域，如果不以我国的发展战略为坐标来积极地消除热点问题并改变不利环境的话，我国有可能丧失最佳的战略性机会。也就是说，如果我国追求引领世界总趋势的主导型大国地位，则更需要自信和积极作为的大国心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为大国的性质定性或定位。 很多国内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已经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但是，大部分议论都以和谐世界的理念来阐明中国与霸权型大国的区别，而没有更深入地讨论符合时代趋势且引领世界总趋势的大国应当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以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和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所呈现的总的趋势来论证霸权之路并不适合于任何大国的结论似乎比较容易，但论证这些大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却是较困难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能够为人类的未来负责并引领世界开拓崭新历史时期的新的国家形态。从历史的过程来考察，可以说二战以后美国的霸权治理具有一种以往的霸权国家所没有过的全球性的引领作用，因为，无论美国的战略意图如何，其霸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的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的超级霸权治理世界会是怎样一种状态。美国国内的政治倾向对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作为其国内政治的延伸，美国所倡导的民主精神也对世界的新的行为范式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问题在于美国并没有能够清晰地理解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仍然追求霸权模式，由此陷入战略理念深层的悖论：一方面，美国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引领者自居；而另一方面，由于其自私的本性无法容忍其他国家所能获得的发展利益，除非这些国家迎合美国的战略，美国的政策选择往往是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国际社会或不容忍所有的挑战势力的崛起，这就证明美国并没有摆脱历史上的霸权国家的模式，现在这种霸权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追求一种崭新的引领世界的国家形态，就必须超越美国的霸权模式并克服其局限性。这就有必要提出称谓这种崭新形态的大国的概念。笔者曾经把它称之为主导型国家。[21]主导型国家这一概念与霸权型国家的概念相对应，强调其以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共同繁荣的理念来引领世界的特质。这里做一个概念的比较。霸权型国家即指一切都围绕本国的利益，并以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形式来全方位推进维持其霸权地位之战略的国家。历史上所出现的大国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古代如此，近现代更是如此。而主导型国家则指主导世界的新秩序的形成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导向的国家。这种国家以人类的普遍价值为核心建构其理念体系，并在追求这种价值中实现本国的利益，由此促使世界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主导型国家只是一个设想，但又是面临巨大灾难性问题的世界所能作的迫不得已的设想。

第三个问题是未来世界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理念或主导型大国需要以怎样的理念来引领世界的问题。从国际体系转型的角度谈所谓主导型大国，它们应当是能够引领世界向新的世界体系转换的主导者，这种主导型大国的形成需要能够体现新的历史时期的崭新的理念体系。也就是说，主导型大国应当以这种理念体系作为其自我定位的依据，而且也要以此指明现代大国角色变化的方向。那么，这种理念体系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多次阐明的和谐世界可以成为其精髓，如果我们以这一精髓为核心建构时代精神的体系，就可形成所谓主导型大国的理念。和谐世界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是世界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因此，它不能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以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要素来构成的体系，这些要素就是平等、民主、正义、公正、共赢、和平。这些时代精神的要素不仅是主导型大国的理念要素而且也应当是其必备的素质。

平等和民主应当是建构和谐世界的最为基本的理念。历史上的霸权政治事实上建立在不平等和非民主的国际关系基础之上，或者说，霸权本身就是不平等和非民主。唯我独尊的霸权意识从其本质上把国际关系理解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此，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往往成为主从关系，其结果在大多数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大国的意志便是约定俗成的规则。在这种把某些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些国家的霸权模式中很难找到所谓平等和民主。现在，这种霸权模式处处遭遇到来自时代精神的阻力。应当说，自冷战体系的瓦解以来世界正在形成以主权意识为核心的广泛的民主化和社会化，这是霸权模式前所未遇的最为强有力的挑战。主权意识即意味着平等和民主，主权意识的空前强化也就说明世界已经形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时代潮流。如果所谓的主导型大国顺应这种时代潮流并把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植入到国际关系的各种事务中，那么，世界将会形成崭新的行为规则并为和谐世界奠定理念层面的基石。

正义和公正是能够确保平等、民主精神并维护和平的基本理念。正义和公正精神的缺乏是破坏平等的国际关系并引发争议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尽管人类自古以来就强调正义和公正，但在霸权模式控制国际关系的环境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和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霸权模式的基本理念就是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的意识本身只注重本国的利益，所以，所谓正义或公正往往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所常用的掩饰其本质的装饰品。现在，世界不仅有霸权主义大国的战略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而且也存在包括核问题和恐怖主义在内的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在这些关乎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面前称之为主导型大国的正义和公正的精神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未来的大国不在世界性的各类问题上主持正义，世界分化为多个利益集团是必然的，而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便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如同目前的各个军事同盟那样，构成各个利益集团的国际关系并非建立在公正的理念基础之上，因此，以正义的理念来促使世界健康发展、以公正的理念来梳理国际关系并使之更趋合理化是建构和谐世界的极为重要的保证。

共赢和和平是能够维系和谐世界之国际关系的现实的基础性理念。共赢要立足于各国的共同繁荣，而所谓共同繁荣的唯一路径就是要建构世界各个区域和各国之间的互利结构。目前世界所呈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实际上证明建构这种共赢体系的可能性。和平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因而其内涵相当广泛。习惯上一谈起和平就会联想到没有战争的状态，但从广义上理解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它也涉及人类文化意识深层的某种状态。例如，目前在国际关系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主权国家本位意识和民族本位意识，这类文化深层的意识结构正是人类无法摆脱战争与冲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虽然主权国家和民族体系是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要素，而且也是建构世界体系的必要前提，但是，如果这些要素成为本位意识就必然地与建构世界体系的努力发生冲突。在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里，主权意识和民族意识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主权国家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就不可能有人类目前的文明。不过在特定历史阶段里曾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未必一定会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仍起积极作用，客观地说，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里这些因素有可能形成历史发展的阻力。在未来如果人类果然建构出世界体系，主权国家和民族本位的意识就会与体系本身发生本质的冲突。这就是说，建构共赢和和平的世界体系就必须有一个文化深层的超越，这就是从主权国家本位意识升华为共同体本位意识，从“族本位意识”升华为“类本位意识”。这也就是说，所谓共赢和和平事实上是人类意识深层的一场革命。

概述之，人类的发展已进入了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不同，是一个人类文明持续发展还是崩溃衰退的命运交叉口上的抉择期。在这一抉择期里世界性大国显而易见地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大国的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味，是把世界引向和平繁荣还是引向崩溃，将取决于世界性大国的自我定位。当然，目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各大国顺应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潮流把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定位于主导型大国上，并主导世界性的意识深层的革命，以此建构和谐的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