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转型及中国中东外交（2）

中东转型的全球政治变化视阈

中东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区域内外各种发展的影响。因此，笔者始终认为，中东各国政治转型既难完全难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制约，也不会游离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12]去年以来，学界对引发中东变局的内外因素及其这些因素对局势发展的影响有大量论述，但总体而言，大多学者强调内因的作用及变局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本文想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更加深入发展的趋势下，全球政治的变化对中东转型更具影响。

从近期看，中东变局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当口，但今年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大选和换届年，各国领导人都开始聚焦本国政治，介入中东变局的政治意愿大大减弱。美国卡内基中心中东分部（黎巴嫩）主任萨勒姆曾明确告诉前往拜访的笔者一行：即使中俄不投反对派，叙利亚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美国和西方本来就没有投入更多资源的政治意愿，更不会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乔治敦大学多哈分校的学者也表示，出于选举需要，美国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这也验证了笔者之前的一个看法，即中俄投反对票其实是给了美国一个既可使自己悄然隐退，又可顺势制造舆论，将导致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升级的脏水泼到中俄头上，从而转移公众视线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俄投了反对票之后，西方舆论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和中国政府换届的临近，全球目光都将聚焦到这两个世界大国身上，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也大都会集中到与中美有关的问题上来。这无疑将对当前中东局势乃至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据了解，安南计划出台后，巴沙尔既表示接受，又不愿从那些冲突的城市撤出军队的根本原因就是希望利用美国大选前的数个月时间来尽可能削弱反对派力量。

从中长期看，未来5至10年将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各主要大国都在积极调整战略，争取在新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占据主动，为在未来的秩序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而展开争夺。美国几年前就决定将美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13]如果说，中东动荡初期还有人对中东乱局会牵制美国战略东移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在美国近期进行了一连串实质性调整举动之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或者心存侥幸。

2012年1月奥巴马公布了美国新军事战略，明确宣称要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近期“转移”一词被改为“再平衡”，意在强调美国从未离开亚太地区，只是在伊、阿两场战争后，对关注重点的重新调整。6月2日，美国防长帕内塔在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演讲，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做了详细介绍。帕内塔表示，今后五至十年，美国将继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拟将六成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

美国加快战略调整部分的另一个重要国际背景是，欧债危机不断深化，短期内看不到解决前景。希腊选举的结果，虽然暂时挽救了欧元，但欧盟南北国家间的经济差异仍将持续扩大，欧盟的明天依旧乌云密布。希腊的政治动荡，让世人清楚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在欧洲，民主运作的方向和资本市场的要求间的巨大落差，也可能使得宪政民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的政经体制本身也深陷危机。

与西方的持续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不久前在墨西哥海滨城市洛斯卡沃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第七次峰会上，中国主张和中国作用受到与会各国乃至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新兴大国的崛起必将对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的演变乃至转型中的中东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世界力量持续此消彼长的事实也表明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秩序加速重构、由美国主导的旧秩序逐渐让位于日益与非西方的新兴国家平分秋色的新秩序的势头依然强劲。美国和西方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以应对现实的挑战。这也反映了美国面对不断恶化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其全球战略雄心与实际执行能力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美国以及西方大国在整个阿拉伯变局过程中的前后作为以及实际取得的效果，就会发现，美国在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的能力已经明显减弱。法国在大选后除了得胜的奥朗德在叙利亚问题上高调秀了一下姿态，并无实际表现，英国更是连声音也没有了。

在美国明确宣布要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再平衡”后，国际社会包括中东地区国家都非常关注美国对于中东变局的下一步计划。去年1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深知它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控制权，但一直在设法影响其方向，“我们想按照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利益来发挥领导作用，这样，不管今后十年里的发展轨迹如何，人们会知道美国是站在民主一边的，是站在法治一边的……我希望这会强有力地抵御无论是宿命论还是极端主义论调。”[14]这段话极其精妙地描绘了当下美国面对中东变局的复杂心态：对继续干预中东事务底气不足，但受价值观和利益驱动又不得不为之，同时对结果却并无十分把握。《时代》周刊的评论是，这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变化中的21世纪世界的看法，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看法，但这是“极具美国特色的看法”。[15]笔者以为，希拉里这番话更多流露出的是一种无奈，也是美国当前对许多国际事务表现得力不从心的真实写照。这也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理性观察美国未来对中东转型的影响，客观评估美国未来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

从长远看，美国战略调整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导致使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持续下降。笔者认为，这将进一步促进中东地区向整个世界开放，从而为中东政治向多元化方向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美国的收缩也使更多的中东国家开始寻找与新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合作，这也为世界其他力量进入中东提供了机遇。笔者近期在访问中东时了解到的一个动向是，海湾国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过于依赖美国等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国家明确表示未来将加快外交多元化步伐，并在安全上寻找更多合作伙伴，新兴大国将成为地区各国关注重点。同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进入“后革命时期”的转型国家而正在为重建国家，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这些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未来中东转型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这种新型关系的建立，无疑将对这些国家乃至整个地区的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