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离我们有多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一论断抓住了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问题，指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解决好这一问题的目标、方向和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世纪初，我国实现了既定的“小康”目标，但仍没有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城乡发展失衡，“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为此，党的十六大对城乡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作出重大调整，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变化。在此思想指导下，从2004年2月发布一号文件开始，中央连续出台了1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以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观为主线，掀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篇章。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城乡一体化再次成为关键词。文件重申，把解决好农业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近日，记者就城乡一体化相关问题采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研究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倒逼城乡一体化进程　

辽宁日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您认为城乡一体化对于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将发挥什么作用？基本目标是什么？　

党国英：我认为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要以城镇化为基础，也要重点推进城镇化，城镇化应该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和关键桥梁。因此，城镇化的过程从本质上看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对于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一，城镇化过程就是社会分工深化的过程，也必然是劳动效率提高的过程。而居民收入提高、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不过是购买力提高的过程。透过货币表象，购买力提高的基础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搞城镇化，7亿人搞农业，必然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没有劳动分工的深化，购买力难以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我国过去经济增长30年，仰赖城镇化率提高约30个百分点，今后我们还要再提高30个百分点，推动经济增长20余年是有保障的。　

第三，中国的投资增长要仰赖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住房改善，特别是中国中产阶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都是潜在的投资需求。中国的非耕地如果利用起来满足独栋房屋的需求，创造的需求应相当于现有全部住房的需求，我们还发愁投资需求不旺吗？关键是要改变土地规划，既保护耕地，又满足老百姓的改善住房需求。　

第四，中国的消费增长也要靠城镇化。未来消费增长主要动力是服务需求，而服务需求是城市社会的特征。目前，如果扣除政府对服务的购买，中国普通消费者对服务的购买欲望和能力仍然很低，这也是消费增长的动力。　

第五，从长远看，中国农户要专业化，全国的专业农户仅仅需要　3000万户至5000万户，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农户收入达到城市的平均水平，为此要大力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让农民分享城镇化的利益。　

以城市化发展基本规律为依据，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城乡一体化应该确立两项基本目标：一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使农民收入水平基本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没有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二是城乡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这个目标是社会公正的要求，尽管有难度，但实现它的条件已经越来越充分。实现这个目标同样要建立在高度城市化的基础上。农村不应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应该只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而不应承载过多的公共职能。农村的公共事业应该由政府承担责任。　

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是解放思想精细管理　

辽宁日报：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您认为当前推进城乡一体化最迫切的是什么？　

党国英：让中国城乡一体化沿着健康之路行进，政策建议可以提上一箩筐，但当下最重要的却是两句话：思想要解放，管理要精细。　

解放思想最要紧的是重新认识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对于城市土地，不仅要“居者有其屋”，还要“居者有其地”。对于农村土地，要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权。中国法权上的集体所有制是　“社区共同共有产权”，而经济研究表明，农业生产适合采用“按份共有产权”或“私有产权（使用权）”。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要实行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农业生产用地归于农民或农民按“按份共有”原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将少量土地作为“公地”，按“共同共有”原则归集体或社区所有，而宅基地使用则完全归农民拥有。目前可尽快采取的措施，是落实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农民对耕地的无限期承包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城乡人口流动和土地权属转移所引起难题的解决也就有了前提条件。　

精细管理最要紧的是实现城乡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高层政府管大规划、总规划，基层政府管小规划、细规划；每一级政府都应基于公共利益和人民需要确定规划内容，并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确定为一定级别政府的法律文件或地方行政规制。实现精细管理还要制定一系列针对城市物业、人口居所、建筑设计、景观塑造等公共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　

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着力点是农民充分就业和农村城市化　

辽宁日报：　：城乡一体化作为一个时代命题，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可照搬，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遵循。您认为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着力点在哪里？　

党国英：从前述基本目标来看，在农业增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着力点也应放在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农民的充分就业，一个是农村的城市化。　

先说农民就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大量农民脱离农业，到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　“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原来讲是农民的收入问题，现在看是就业问题。只要农民充分就业，收入就会提高。　

在这方面，我们也作了比较。真正的收入低的农民和收入高的农民，主要差别是两个：第一，凡是收入高的农民一定是每年劳动时间长的。我们不要误解农民是天天在地里劳作的，绝不是这样的，种地少，他的劳动时间就短，决定收入高低的因素是年劳动时间的长短。所以，农民一定要充分就业，充分就业以后还要提高他的价值含量，必须将简单劳动转化为复杂劳动。第二，农民要学习、培训，要受教育。　

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有两个关键点，一个要充分就业，一个要接受教育。换句话说，年劳动时间长的和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收入一定会高，这是普遍规律。让大量的农民到城里找工作，转化成市民，留下少量的农民，个人的耕作面积变大，劳动时间变长，就有可能采用先进机器、先进技术，那么农民就要接受培训。　

在农村人口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一定要让留在农村的人口逐步转变为当代农场主，使农民成为农村发展主体，保证他们享受发展成果，提高收入水平。否则，城乡一体化将成为空话。农业要现代化，就要塑造当代新型农民，伴随新型经济组织的诞生，在原有农民当中培育新型农场主，而不是雇农。　

再说城市化。真正的一体化，还不仅仅体现在增收上。城乡一体化后，可能逐渐不再提农民工的概念，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他们就是市民，而不再是农民，也不再是农民工；而留在农村的农民，一体化之后，他们在职业上有分工，是农民，但他们的收入要和市民一致，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也要和市民一致。　

随着农村逐步城市化、农村人口减少，要让规模变小的农村社区具有和城市基本一致的功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是指在农村也搞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而是指农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公共服务。　

过去我们说农村问题是稳定的问题，其实，中国社会的稳定主要是城市的稳定。农民追求的是过安稳日子，绝大多数农业主产区的农民对目前的生活比较满意，因为和过去比，生活水平的变化是显著的。很多人都说，不收税了，各种保障水平也在提高，所以，真正的农区形势还是不错的。所谓的“不稳定”主要指城市，特别是城市郊区，不稳定因素大多是因为扩大城市征地而引起的。　

我研究过很多村庄，它已经跟农业关系不大了，劳动力都在城里，或者村庄本身就是城市规划区，这样的村庄没有耕地了，这样的村庄人不是农业人了。这种跟农业关系不大的村庄，要把它当成城市来建设。　

因为很多农民走了，去了城里，空心村留下，其实这就是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过程当中，离开农区的那些人，应该让他们固定在城市里，不要在农村扩建房子。但是，目前城市化问题没有解决好，他们无法在城市里定居，所以逢年过节还要回来。　

对这种空心村，绝不能采取国家大量投入的办法，搞成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庄都没有人了，加大国家投入，其实就是浪费，而且村庄小了，就几百户人家，或百十来户，很多基础设施投入太浪费，太不划算。　

对于一些与农业关系比较密切的村庄，如果搞城镇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要注意避免一刀切。另外要注意，专业农户不适合集中居住。将来我国要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他们的生产生活特点决定了还是分散居住好。所以，如果在农区搞“村庄兼并”，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特别要注意让家庭农场留在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