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国革命:两个政治传统(3)

美国、法国革命:两个政治传统(3)

一些根本性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调节

人物周刊:大革命之初,法国自由派贵族的制度设计很出色,但后来革命失控,他们或逃或亡。他们原本有机会成功吗?或者说法国革命有没有可能停止在这个阶段?

朱学勤:假设的历史学是最迷惑人的。任何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假设。我觉得是有成功的概率的。法国革命1789年7月14日控制不了,但后面如果有一步控制得住,也许不会引起后来激进的状态,就是杀国王。杀国王最终促发了旧欧洲所有王室联合起来扑灭革命。法国革命中后期始终是在对内革命、对外战争的交织中进行的,这就导致内部清洗越来越残酷。杀国王是一个历史的三岔路口,错过这个路口,没有回头路,只能找下一个路口,后面的事就很难避免了。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冲动,事实上辩论时也是以微弱多数通过。

人物周刊:大革命阶段是那样设计制度,但之后法国出过十多部宪法,重新设计制度时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有所改变?

朱学勤:法国革命后来逐渐在收敛。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又一次冲破束缚,达到非常激进的阶段,追求一个崭新的人间秩序。所以72天的巴黎公社是必然失败的。你到法国的蒙马特高地去看,蒙马特高地是革命圣地,从法国革命到巴黎公社,不断爆发起义的地方。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人在那里建了一个新教堂,叫圣心大教堂。他们已经认识到,一些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生活而不是政治手段调节。

人物周刊:也许法国是特别不幸的,就像美国是特别幸运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同时具备那么多的条件。

朱学勤:美国革命有许多有利条件,法国革命没有。美国有辽阔的土地可以缓解民间的财富冲突;新大陆没有王室,不至于激起强烈的反对力量;没有强大邻国,不会遭遇战争的纠缠,等等。这些条件,法国都不具备。甚至当历史召唤,需要写《独立宣言》,正好杰斐逊在场;当历史第二次召唤,需要制定1787年宪法,汉密尔顿在场,杰斐逊正在法国。如果这两个人出场的顺序颠倒,那就既不会有《独立宣言》(或者会是另一个样子),也不会有1787年宪法。如果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有句话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说出一些东西:上帝参与了美利坚建国的过程,让她有这么多的幸运条件。

但上帝也是公平的。在早期给了她这么多幸运的条件,在后期又给了她其他民族都没有遭遇的苛刻条件。如果说上帝选中北美这块土地做了一次人类大同的实验的话,那他最苛刻的一个考验就是把人类种族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分支,黑白分明的两个分支放到同一块土地零距离接触,看他们能不能融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触发了第二次内战,那就是南北战争。那场战争虽然扑灭了所谓南部叛乱,重建南部却以失败告终。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或许我们可以说,到了2008年奥巴马竞选胜利,美国终于诞生一个黑人血统的总统,这场人类学的实验才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后面的考验仍然苛刻,就是移民问题。美国本是移民国家,没有移民也就没有美国,但这个移民而成的国家面临着更多移民的冲击。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说的是美国外部国际社会间文明体系的冲突,但他更担心的不如说是美国内部问题,越来越多的移民稀释掉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核心。所以他后来写了《谁是美国人》那本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美国的包容性仍然很强。这个制度居然能把200年前奴隶的后代送进白宫。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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