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国革命：两个政治传统（3）

一些根本性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调节

人物周刊：大革命之初，法国自由派贵族的制度设计很出色，但后来革命失控，他们或逃或亡。他们原本有机会成功吗？或者说法国革命有没有可能停止在这个阶段？

朱学勤：假设的历史学是最迷惑人的。任何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假设。我觉得是有成功的概率的。法国革命1789年7月14日控制不了，但后面如果有一步控制得住，也许不会引起后来激进的状态，就是杀国王。杀国王最终促发了旧欧洲所有王室联合起来扑灭革命。法国革命中后期始终是在对内革命、对外战争的交织中进行的，这就导致内部清洗越来越残酷。杀国王是一个历史的三岔路口，错过这个路口，没有回头路，只能找下一个路口，后面的事就很难避免了。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冲动，事实上辩论时也是以微弱多数通过。

人物周刊：大革命阶段是那样设计制度，但之后法国出过十多部宪法，重新设计制度时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有所改变？

朱学勤：法国革命后来逐渐在收敛。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又一次冲破束缚，达到非常激进的阶段，追求一个崭新的人间秩序。所以72天的巴黎公社是必然失败的。你到法国的蒙马特高地去看，蒙马特高地是革命圣地，从法国革命到巴黎公社，不断爆发起义的地方。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人在那里建了一个新教堂，叫圣心大教堂。他们已经认识到，一些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生活而不是政治手段调节。

人物周刊：也许法国是特别不幸的，就像美国是特别幸运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同时具备那么多的条件。

朱学勤：美国革命有许多有利条件，法国革命没有。美国有辽阔的土地可以缓解民间的财富冲突；新大陆没有王室，不至于激起强烈的反对力量；没有强大邻国，不会遭遇战争的纠缠，等等。这些条件，法国都不具备。甚至当历史召唤，需要写《独立宣言》，正好杰斐逊在场；当历史第二次召唤，需要制定1787年宪法，汉密尔顿在场，杰斐逊正在法国。如果这两个人出场的顺序颠倒，那就既不会有《独立宣言》（或者会是另一个样子），也不会有1787年宪法。如果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有句话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说出一些东西：上帝参与了美利坚建国的过程，让她有这么多的幸运条件。

但上帝也是公平的。在早期给了她这么多幸运的条件，在后期又给了她其他民族都没有遭遇的苛刻条件。如果说上帝选中北美这块土地做了一次人类大同的实验的话，那他最苛刻的一个考验就是把人类种族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分支，黑白分明的两个分支放到同一块土地零距离接触，看他们能不能融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触发了第二次内战，那就是南北战争。那场战争虽然扑灭了所谓南部叛乱，重建南部却以失败告终。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或许我们可以说，到了2008年奥巴马竞选胜利，美国终于诞生一个黑人血统的总统，这场人类学的实验才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后面的考验仍然苛刻，就是移民问题。美国本是移民国家，没有移民也就没有美国，但这个移民而成的国家面临着更多移民的冲击。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说的是美国外部国际社会间文明体系的冲突，但他更担心的不如说是美国内部问题，越来越多的移民稀释掉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核心。所以他后来写了《谁是美国人》那本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美国的包容性仍然很强。这个制度居然能把200年前奴隶的后代送进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