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履职“倦怠症”，怎么治？

2013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共有18位全国人大代表缺席。在上一届全国人大5年任期内，从第二次会议起，每年开会均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缺席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达200人之多。虽然有的缺席，肯定有合理、正当理由，但按照“每67万人分配1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原则，18位人大代表缺席，相当于1200余万民众的“代言人”在如此隆重的场合没有履行职责。

地方各级人大会议的出勤率是个更直观的观察窗口。2007年海南省“两会”，缺席代表将近占1/5，于是，大会发出“紧急通知”，严肃整顿会风，强调不得无故缺会。2010年8月，浙江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半年工作通报会”时，也有88名（23%）人大代表缺席。

作为履行职责的前提，准时出席会议本是人大代表的份内之事和责任所在。且各级人大常委会通常会提前一个月就把开会的具体日期通报给人大代表，因此，外界难免质疑：难道还有比商议国是更重要的事情吗？

“翘会”仅仅是部分人大代表履职“倦怠症”的一个缩影。开会时打瞌睡，会议期间不提交议案和建议、不作发言、闭会期间不调研等“三无”代表也不鲜见。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人大代表履职出现这些现象，不能不引人忧思。

“不积极、不主动”的那些代表

“应当说，所有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在当选的那一刻都会觉得无上光荣，都会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组织的安排，都会特别珍惜这顶‘帽子’和参政的机会。”曾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对《南风窗》记者说，有官员在聊天时曾感慨，他当了4年市长 （地级市市长通常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来提拔成了市委书记，结果错失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提名，感到非常遗憾。

然而，一旦当选后，有的代表为何却出现了“翘会”、不提议案等“不作为”行为呢？王全杰教授分析说，这可能与不少代表仍把人大代表视为一份“政治荣誉”（而非“政治责任”）的观念有关，认为自己缺席会议之类“不重要”、“对大会影响不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大代表能否获得连任与其履职情况的好坏看起来关系也不大，也没听说过某个人大代表仅仅因为缺席会议或履职不积极而受到处理。

此外，从人大代表的结构构成上来看，官员群体和企业家占据了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大多数席次。在开会时，受官本位和“对上负责”思想的影响，官员群体在履职时多谨言慎行、“顺从”倾向明显，在发言时，多是一些诸如“完全赞同”、“坚决拥护”之类的空洞表态。对权力带有较大依附性的企业家群体，往往也有人把主要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了结识官员的身上，履职反而成了“副业”，他们的发言多数也是看官员脸色行事，不愿发表真实的意见。

这也是近年来社会上热议的“人大代表不如政协委员敢言”的原因所在：人大代表代表团分组审议时是按地域划分的，大家来自同一个地区，因担心惹领导不高兴，有些批评和建议就不敢说；而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时是按界别划分的，基本上同组的委员都是来自同一个或相似的领域，谈论起话题来更容易得到呼应，顾虑也更少些。

一位身兼全国、省人大代表10多年的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说，有的人大代表认为行权履职没有什么报酬，又耗费精力，“费力不讨好”，因而对代表工作不主动；也有的代表认为决策重大事项是领导干部的事，自己“人微言轻”，因此对参政议政缺乏热情，自然也没有什么责任感和使命感。

实际上，也有人大代表会为积极履职“费力又伤心”甚至付出代价。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提出1个议案、10项建议。但直到第二年的“两会”召开，他才收到了4份回复，其中一份还是“八股文”。而为了提交议案，他与同事曾跑了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调研，结果议案提交上去一年多，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王全杰教授也告诉记者，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因为“管不住自己”，曾连续3次提出官员公示财产议案等数十个议案和建议，还常常将基层百姓的怨言带到分组会上。当时，有位好心的老代表偷偷告诉他，“你如果想连任就少说些领导不喜欢的话”。老代表的话，颇能反映出部分人大代表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