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柔性化管理的“五位一体”建构（2）

我国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的背景分析

西方国家应对社会与政治运动所形成的重要经验是：强调对于各类事件的科学研究，从单一事件、个体特征提升到系统、网络、个人的互动认知，从而形成关于事件动力演进过程的知识积累。在我国群体性事件应对中，不仅需要了解单个事件管理方式及其运作，还需要对此种管理方式形成所需要的社会背景要素进行系统分析。由此，分析我国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的形成过程要走出线性思维方式，在全景视角下重新审视其形成背景。一般而言，政治系统、警察系统、行政系统、沟通传播系统是塑造群体性事件管理风格的基本要素。

首先，政治系统与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政治系统可视为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形成的首要影响要素，其原因有二：其一，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属性。群体性事件对于政治系统而言是一种危机事件，如有学者就将危机定义为“先存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象征体系的崩溃”，是对政治—行政系统的常规秩序存在的冲击。政治系统必将对群体性事件作出回应，而政治机会理论作为解释群体行为过程的重要理论范式也表明了群体性事件与政治系统的联系性。其二，群体性事件管理的主体特征属性。群体性事件管理主体的自身属性对于管理特征有着重要影响。在群体性事件应对过程中，通常是以警察部门为代表的应对主体，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指挥并协调相关行动主体的行动。警察部门在群体性事件应对过程中常常成为舆论焦点，其自身行为常常成为单个群体性事件演进发展历程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我国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的形成过程中，政治系统作用显著。首先，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之下，社会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文化系统的稳定处于优先地位。在这种政治文化下，群体性事件管理始终处于高度敏感状态。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的转变需要政治系统对于事件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制度化路径来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负面影响。

其次，警察系统与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如上所述，警察部门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核心主体，影响着群体性事件动力演进过程，而警察部门的组织文化对于塑造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而言至关重要。警察部门文化是当代人民警察的历史使命、服务宗旨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维护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相关公民权利是警察部门的基本规范。广义的警察权力是指国家机关警察行为的决策和实施的权力，体现为国家警察行为的权力，属于国家政治权力的范畴，是国家基本权力的组成部分。狭义警察权力是指国家法律、法规赋予警察为保障其任务和职责的实现享有权力的范围。对于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力的认识是防止警察权力越界的有效方式，一旦对于二者的认识出现偏差，就容易导致镇压、对抗、武力升级等群体性事件的刚性处置方式的滥用。

再次，行政系统与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行政系统与政治系统紧密相关，在群体性事件的管理实践中，不能单独依靠警察系统来完成事件应对，而需要依靠多部门的协调分工。如今，在西欧与北美地区对于冲击公共秩序的事件所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便是从武力镇压走向和解与谈判，一种关于群体性事件管理柔性化的方式也得以出现。这种应对方式的转变为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战略、战术以及多元治理结构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行政系统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管理中的重要主体，而其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与整备程度则影响着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管理方式。前者强调对事件认识所带来的管理倾向，当行政系统对于群体性事件动力演进过程缺乏整体性把握时，便会出现“冲击—回应”式的管理风格，在群体性事件管理上暴露出被动、片面、碎片化的管理倾向，如对于风险管理阶段的漠视所带来的“应急失灵”问题。后者强调预案编制、演练及其资源整备之于群体性事件管理的意义，预案编制过程乃是一种动态过程，需要对危险源及其变化作出及时、准确的评估与政策回应，同时，在群体性事件管理中所需的组织协调与资源整备，对于事件处置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后，传播沟通系统与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传统媒体与新型社会媒体已经成为群体性事件管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影响要素，并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以及管理者的沟通有着重要意义。媒介系统对单一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方式对管理者所产生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当单一事件被简单认定为具有对抗性、刑事化以及政治化的特征时，媒介系统便会在大众心理上，尤其是在管理者心理上形成负面印象，而群体性事件中的其他正当利益诉求会被漠视，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会被污名化，管理者对待事件参与者的态度也倾向于对抗。而媒介系统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报道过程实际也是一种监督过程，使得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与管理者双方行为过程被置于大众舆论之中，刚性手段、反社会行为等也会在媒介压力下呈现下降。全面、客观、合理的群体性事件报道方式对于管理思维有着重要影响，并能形塑未来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