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是社保第一命题（2）

广州日报：现在，各方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焦点已经从具体的问题延伸到对保障的公平性和未来可持续性的关注，未来的改革重点，在这几个领域里，您认为应该如何开展？

郑秉文：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保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关于公平性，一方面指农民工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长期不能加入到制度内，这是不公平的，要改革，扩大覆盖面；另一方面指不同制度间、同一制度里不同人群、同一制度里同一人群的不同年龄段的公平性问题。其中，不同制度间公平性指城乡之间、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等，其中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平性问题最为突出。事业单位、机关公务员的问题不解决，是阻碍其他所有社保改革的第一拦路虎，去年关于提高退休年龄、隐性债务、投资体制改革等相关改革都难以进行下去，都是与此相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改革都难以推进。

另外，可持续性是社保制度的第一命题，是健康的社保制度的本质要求。但是从2011年的数字来看，财务可持续性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的，需要下气力予以改革。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社会保险制度伸手要财政补贴是天经地义的，是国际惯例，是民生工程等等，并且以欧洲一些国家为例，来证明国家财政注入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些都是片面的、狭隘的、本位的想法。欧洲确实如此。但为什么不拿美国做为学习的榜样呢？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没用财政一分钱。欧洲的制度最开始时也是这样的，随着福利国家的建成和老龄化的加剧，收入逐渐小于支出，缺口部分就由国家填上，后来，缺口越来越大，国家的财政补贴就越来越大，到现在，法国的财政补贴占每年养老金支出的三分之一，养老保险制度已经离不开国家财政了。所以，欧洲国家的财政补贴是一百年来演变的结果，起因于人口老龄化和福利制度化，中国的相关制度才不到20年。美国是1935年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到现在也没要国家任何补贴，还有2.7万亿美元的剩余！我们应该向谁学呢？这是不言而喻的。

转移接续：

财政分灶吃饭、制度碎片化、电子平台不统一造成接续难

广州日报：关于社会保障不同地区和省份内的转移接续，已讨论多年，为何一直论而不决？

郑秉文：所谓流动性实际上就是“便携性”，中国社保制度的便携性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财政分灶吃饭和统筹层次低下等原因造成的地域割据，这跟目前的统账结合的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第二，制度碎片化导致的不同制度之间的便携性困境，比如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等；第三，没有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保电子平台，金保工程实行了很多年，但主要还是地方投入，电子平台不统一，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制度便携性的建立和改善。

由于这三个原因，尽管2009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66号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制度内不同地区不同省份转移时可以接续，但是困难极大，还是手工操作，等于是“打路条”和“鸡毛信”，规定原参保地15天之内办完转移凭证，新参保地也必须在15天之内办完接收程序，合计在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接续。

目前，三个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接续即城乡制度衔接的文件正在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同一个制度内跨省转续都很困难，要求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不同制度之间的接续就更困难了，因为待遇水平的差距更大，条件更悬殊，从内生性的角度讲，不具备这个动力。

如何改革：

加大引入市场因素力度

广州日报：未来5年的改革，应该如何改？

郑秉文：第一，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改革要尽快启动，以增强公平性，并且事业单位的改革，晚改不如早改，越晚越不可能改。

第二，行政人员成本列入基金成本，扩大社保队伍，提高社保这个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在基金中列支行政管理成本，这是一个国家惯例，比如，美国年度缴费收入的2%基本上用于全国社保经办机构的成本支出，这个比例已经保持十几年。我国全国社保经办机构有15万人，目前是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负责，由于编制和经费等原因，尽管财政投入加大了，但公共服务水平并没有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队伍要扩大。这样，既可解决社会保障的服务体系、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的问题，还可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

第三，调整各项参数，提高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

第四，加大引入市场因素的力度，大力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加大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发展力度和作为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既可提高退休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又可提高消费信心，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既可缓解国家举办的第一支柱的压力，又可发育培养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市场，有利于金额市场的发展，是个良性循环。

可持续性：

调整退休年龄是普遍做法

广州日报：随着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对于提高我国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应该进行哪些调整？

郑秉文：要提高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必须着手制定一个调整制度参数的方案。在社保的三大制度参数即缴费率、替代率和赡养率中，中国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已经很高了，企业的负担已经很大了，不可能再提高了，再提高就是杀鸡取卵；替代率也不可能再动了，更不可能人为地下调了，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有9年连续上调，每年上调10%，怎么还能反其道而行之呢？

既然缴费率和替代率没有调整空间，那么，就只有赡养率可以通过调整退休年龄来予以调节了。欧洲很多发达国家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办法来稀释赡养率，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的做法，道理很简单，人口普遍寿命延长了，工作时间延长，与寿命挂钩，这就比较自然了。

观点速递

互联网金融有利于

解决小微金融问题

互联网金融主要优势在于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降低业务成本。

互联网金融须关注的问题是信贷风险集中，缺乏分散机制。企业和欺诈与违约的成本较低，投资人的权益缺乏保障，监管政策不明确，也会是该业务的风险。而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促进数据的开放和生长，鼓励真实数据的生长，培育行业自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博鳌论坛提出

靠公共养老金养老

“根本不行”

目前社保基金总额和补充养老金合在一起不足我国GDP的5%，靠公共养老金养老根本是不行的。

戴相龙建议，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国有资产划拨力度，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储备基金；同时，选择适当时机考虑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同时，他还希望加大商业型养老基金规模，最终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账户共同组成的养老金制度。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在参加博鳌论坛时表示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