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2）

画外音：李学勤先生在《清路集》中指出，只有摆脱疑古的局限，才能对古代文明作出更好的估价。实际上，李先生今年的各项工作，可以说都是自己所提倡的“走出疑古”的实质性步骤。

反思古书，探索文明起源

要“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其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时间和发展程度。所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自然就是一个必须探讨的核心问题。

记　者：正如您刚才所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没有中断。那么，中国文明史到底有多长？您怎样看待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李学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中国文明史和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具有非常古老和独立的发展和起源。然而，文明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于中国古代文明从何时起源，目前社会上包括一些学术界人士可能有些误会，他们认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就一定要追究到是哪一年起源的，比如是公元前5050年，或者5100年，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中国的青铜器是什么时候制造、文字是什么时候形成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文明因素的问题。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一样，是世界上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国家，中国文明的起源自然是多方面文明因素共同促成的。而这些文明因素在中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在其他国家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探索文明起源，最主要的是探索起源的过程，在某一个阶段形成了有分层的社会，形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机器，这就是文明的起源。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形成是分不开的，这是国际上通常的看法。

记　者：是的，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有些人过于执着文明起源的时间节点。实际上，探索文明起源重在起源的过程，而非起点。

要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自然需要做好相关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为此，您提出了“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请您谈一谈这个命题的含义，及其对我们探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有怎样的方法论意义？

李学勤：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了著名的“古史辨”讨论，最初是由胡适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引发的。“古史辨”派所代表的疑古思潮提出辨古史，其核心就是辨古书。对古书进行重新审查与批判，分辨出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合乎史实、哪些不合乎史实，这是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

对于古史辨大讨论时期的疑古学风，当时就有一些学者认为它首先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需要改进之处，特别是当时清华大学的王国维先生，他认为疑古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之处，大意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所以现在我们要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反思。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地下发现的考古材料，包括地下发现的典籍文献，使我们对于传世古书的认识更为深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如何看待古书进行第二次反思。

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讲课时提出了“古史新证”，论证了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的问题。王国维表示，中国古代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典籍上的传说总是有神话的成分，比如希腊的特洛伊战争，关于它的记载中神的活动比人的活动还多。从神话和史诗的结合中分辨出其中包含的史实，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为此，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一是对古书中传世的、一切纸面上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和利用；二是对地下发现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考古学材料进行研究和利用。

“二重证据法”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与后来新史学的建设有密切关系。郭沫若先生指出，虽然王国维是一个梳着辫子的旧式人物，但是他的思想是最新的，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肯定。“二重证据法”讲历史学和考古学相结合，在今天看来是常识，但是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突破。“二重证据法”既规定了后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方向，也规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的考古学和外国不太一样，需要和中国的历史学结合起来，与典籍文献材料相结合，这是“二重证据法”的重要特点。

画外音：在《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中，李先生指出：“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在李先生看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对于重建古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正如他在《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指出：“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以其‘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

口述历史，完成未尽事业

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因此，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遥远的古代，却不能不同时将眼光注视到后世甚至是现代的学术史。”（《清路集》，李学勤学术序跋评论集，团结出版社，2004）。所以，反思古书、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最终是为了完成“重写学术史”的愿望。

画外音：学术界对李学勤的评价不一，对他“走出疑古”的呼吁，有跟随者，也有质疑者、反对者。支持者如廖名春、郭沂两位先生，他们承李先生之后，是“走出疑古”的坚定支持者，各自对“走出疑古”都有所阐发，后疑古时代的走向在两位这里豁然明朗。质疑、反对者，则批评“走出疑古”对“疑古”的评价有失公允，同时有借新出简帛反思古书之机，由“疑古”向后倒转，跳回到“信古”之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