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触动利益 壮士断腕 北京出租车行业改革将迈关键一步（2）

特许经营

在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司机的身份从职工、股东，转变为承包者、打工者。

为规范出租车市场发展，北京市政府从1996年开始禁止出租车企业向司机以“融资款”的方式变相卖车、变相卖经营权，已经卖出的，要收回。这就是1996年发布的129号文。

京出管129号文件，全称为《关于加强企业营运任务承包管理工作的通知》。在禁止企业向公司变相卖车、卖经营权之外，该文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它大幅度提高了出租车每月承包费的额度。

根据该文件，北京市出管局按照出租车的不同车型，将承包款划分成了3000元、4000元、4500元、6000元四档，各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上下浮动15%。这就是当下高额份儿钱的由来。

129号文给出租车车辆在公司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政策划分，规定了出租车属于出租公司的财产，改变了劳动关系，也彻底改变了公司与司机之间的利润分配。

兼并垄断

随着出租车的审批越发严格，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租车公司的最大受益来源于自身的规模，也就是旗下的出租车数量，因此迅速扩张成为上策，兼并就成为扩大企业规模的最佳方式了。

1996年，出租车行业迎来兼并潮。大公司通过兼并小公司，将后者手中的出租车运营指标也一起收入囊中。此前只有几十辆出租车的公司，随即迅速膨胀为掌握着数千辆出租车的大公司。

1999年，北京市政府推动政企分开，这时，诸多集体企业变成了民企。出租车行业亦不例外。比如北京新月联合出租车公司，在1992年时，该公司只有25辆车，但到了1999年末，出租车数量已猛增至1000辆，在吞并了100多家小公司后，2004年，出租车达到7000多辆。

在数量控制和准入中止等诸多因素影响下，银建、金建、新月联合、首汽、京诚联、北汽九龙、北方等七大出租车公司，已逐渐垄断了北京出租车市场。

实力不断壮大的各出租车公司，在占有司机劳动成果和操纵市场之外，也在破坏着行业规则，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决策。

3、习近平探访“的哥”、“的姐”

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祥龙出租客运有限公司，了解节日期间出租车运营情况。听说总书记来了，许多“的哥”、“的姐”围拢了过来，总书记十分关心群众反映突出的“打车难”问题，询问他们的看法。“停车太难”，“油价也贵”，“出租车站、停车位少了”，“应该建立统一的调度平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发言。

总书记听了以后表示，你们工作很辛苦，为群众出行提供了方便，为城市交通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刚刚开了个神仙会，你们讲的很实际，有关部门要择其善者而从之。行胜于言，应该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加强科学管理，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努力解决好“打车难”问题。

王凤进是北京银山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司机，同时也是雷锋车队的队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月8日下午，王凤进作为一线司机代表参加了会议，为总书记提到的打车难等问题建言献策。

提到与习总书记的座谈，王凤进十分感动，“总书记一直站着跟我们聊，对我们这个群体表示关心，对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求尽早解决，态度特别诚恳”。

王凤进说，2月8日，自己接到参会通知，“起先并不知道习总书记会来看我们，只知道要去参加座谈会”。王凤进说，参会的23名司机是北京10家出租车公司选出的代表。

“我们反映的都是很细的、来自一线的、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王凤进说。

王凤进回忆，习总书记听完代表们的发言后，“他说乘客打车难，你们收入低，我很关心这个问题。怎么能更好地解决，让周围的管理人员赶紧出一个方案，尽快出台，让乘客和司机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