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政治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要改善中国社会生态，政治已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谈论“政治”容易被宏大词汇所包围，难接地气。当人们普遍还在为 “经济自由”努力奋斗的时候，政治的问题也许就不会在价值选择排序上占到靠前的位置。然而，中共十八大之后，人们感受最强烈的地方恰恰在于政治—从庙堂之高处开始放下身段，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话反过来说更切合当下中国社会的实际，即没有良好的政治生活，人就是残缺和不完整的，难以成就人。对于以政治为职业的人物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政治上放不下的东西，最为沉重，比如特权、权力通吃的好处、短期行为等。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说，这带来了社会的“交易成本”，从社会生活层面说，这增加了社会的怨气和不平之气。

而一旦放下这些东西，政治的德性之光就会焕发。正如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的，“如果没有一种超越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胸襟，没有一种推动社会进步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境界，对于新的思想观念就会患得患失，畏缩不前”。结果只能是，看到的处处是问题，想到的处处是防备。但现实的世界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良好的政治生活，最先成就的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人物。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良好的政治生活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们已经深受社会生态不健康之苦够久了，继续在“逐利”的道路上狂奔，我们的生活照旧会在缺少价值呵护的底线附近徘徊。一旦不健康的社会生态固化之后，选择变得如此逼仄，我们随之陷入了各种利益算计的简单游戏之中（拼爹、搞掂文化、道德最小化竞赛、体制外和体制内的选择等等），理性人的假设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

从逻辑上说，良好的政治生活是为了促进人们共同体的感受，以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焕发出对于国家、社会的“一体感”。简而言之，就是政治上的“以人为本”。我们从来不缺乏 “乡土情结”和 “爱国主义”，在关键时刻总能发挥其凝聚力，但对国家、社会的“一体感”却是脆弱的。这种“一体感”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日常生活的滋养，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功成。

政治文化的转变

执政党提出“以人为本”已经很多年了，只是要融入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施政的“血液”里，仍需要巨大的努力。

我们可以先看两个例子。一个是2012年12月14日发生在河南信阳光山县的小学生被砍伤事件。据新华社报道，12月17日，《信阳日报》在头版刊发《光山：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文，被网友指责“报喜不报忧”。当天晚上，信阳日报编委会通过其主办的信阳新闻网发布声明称，这则报道，“客观上造成了对受伤学生及其家人的伤害，并对公众舆论形成误导”， “谨向广大读者表示诚恳的歉意”。

另一个是贵州省毕节市在5名少年闷死垃圾桶的事件之后，将“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12个大字印在了当地的垃圾桶上。同样，这件事情也遭到了网友的指责，12月20日，七星关区对何官屯镇喷制不当警示语进行通报批评、责令整改，镇长微博致歉。

承认错误，固然值得肯定，但让人深思的是，发生悲惨事件后，有关方面的最初反应何以变成了再次“伤害”？如果说悲惨事件尚可以有客观理由作为开脱的借口，事后的反应则充分暴露了某些地方政府执政忽略“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面对悲惨事件，应该具有的是担当、反思和问责，不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

政治文化需要转变的地方可以说不胜其数。比如，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扶贫、税收等工作，仍然带有很深的“战争体”的烙印，“歼灭战”这样的字眼随处可见。“歼灭战”不仅仅是口号，也代表了一种治理模式。拆迁中就有诸多灰色甚至黑色的手段，税收中则是弹性巨大的相关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无论是拆迁户还是纳税人，并不是独立的主体，都是在政策甚至是法律的边缘与权力部门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