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政治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事（2）

征地拆迁“战争体”的背后则是，在考核压力之下，政府部门需要在较短时间内（“争分夺秒”）完成情况可能千差万别的权益变更，因此需要强力推进。要完成这一工作，也就需要在相当程度上抹掉个性的差异，由此必然导致某个人或者某个小群体的反弹，带来上访或群体性事件。2012年12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 《社会蓝皮书》提到，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10余万起，2012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其中，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一半左右。

“以人为本”的前提就是尊重“千差万别”。对“千差万别”能够快速“一刀切”，被普遍认为是所谓的体制优势。但在“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情况下，所谓体制优势的边际收益也迅速递减。这亟需在政治文化上与“战争体”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切割。

积累执政的道德资源

对此，也许会有不同观点，认为中国相当一段时期内仍需要这种体制优势。对此，我们应该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判断，即民众对于执政的认同度建基于何处？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发展这块短板还没有补完整。各级政府还是经济建设型的，仍在自己偏好的道路上狂奔，发展的成果拿了大头，再投入到GDP的产生之中，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社会负担则过度市场化，不堪重负。

可以说，单纯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因为旧的发展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损耗。改变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其实也是执政党和政府为自己积累执政的道德资源。具体到人，如今的社会矛盾集中表现在先富人群与在改革中利益受害人群如何均衡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公平分配中国已然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走访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据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说，习近平谈到了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众所周知，这段对话就是著名的“窑洞对”。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局部已经经历过周期律的作用，比如农村干群关系从鱼水关系、油水关系、势同水火到惠农后的缓和。如今，农村征地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矛盾，亟待摆脱周期律的作用。而在城市内部，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强调的，城乡差距问题既普遍又突出，而城市二元结构中的高低收入差距往往更大。如果政策、制度和法律等不及时进行调整，把支点真正转变到人身上，自然会积累城市内部“周期律”发生作用的爆炸力。

需要澄清的是，执政的道德资源的积累，不是简单依靠自上而下的层层贯彻所能达到，实则是在政府与各种合理合法的“抗议”的互动中产生。就像思想家李泽厚说的，“改良不是投降，不是顺从，改良恰恰是斗争，而且可能是非常尖锐的斗争。”执政党和政府愈是习惯了来自社会的改良式的“非常尖锐的斗争”，并顺势改变，愈是能积累执政的道德资源。比如，在多年的征地拆迁的博弈中，其实很多地方政府已经相当程度上完善了政策，丰富了相关民众的选择项。相反，有的地方政府，在面对外界的批评时，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封杀言路”。权力的优越地位得到了张扬，执政的道德资源却大大流失。

回归权利

“以人为本”的根本是确立权利体系。“人”是抽象的，其落地的概念很多，比如人民、公民、劳资双方等等。居民和农民的划分（虽然正式的说法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无论是统计学和实际政策含义上都有重大区别。2012年初关于取消“农民工”称谓，有过一阵热烈的讨论。至今，正式文件的称谓仍是“外来务工人员”。

真正有价值的区分人的概念，必须有充分的权利界定。比如说消费者，就有消费者主权、消费者剩余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把自由竞争和个人的真实好处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垄断的坏处就在于消费者剩余向生产者剩余转变。而在“农民”概念上面，权利的界定就是个远未完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