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反腐败最终“败”在哪里——古代反腐文化给当今的启示（2）

第四，倡廉制度执行不力，反腐制度往往成“墙上画虎”。应当说，封建社会的反腐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领域逐步拓宽的过程，到清代已比较完善，之所以制度制定初衷与制度执行效果存在很大的距离，甚至形同虚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封建君主对官员的道德要求首先是“忠”，其次才是“廉”，而人治下的反腐倡廉难免具有主观随意性。皇帝口含天宪、出言即法，随意性极大。《隋书•杨汪传》记：“高祖谓谏议大夫王达曰：‘卿为我觅一好左丞。’达遂私与汪曰：‘我当荐君为左丞。若事果，当以良田相报也。’汪以达所言奏之，达竟以获罪。”这个王达，索贿并没有既成事实，或许是朋友间的一句戏言，却“竟以获罪”。但到了唐穆宗时，则恰恰相反：“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侄坐赃当死，直臣赂中贵人为之申理，僧孺(负责李直臣案的大臣牛僧孺）坚持不回，穆宗（唐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虽僭失，然此人有经度才，可委之边任，朕欲贷(宽恕)其法。”这里，皇帝自己制定的法律，却又反过来为违法者说情，法律只能是沙堆上的建筑。更有意思的是《旧唐书》载：“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谏曰：‘陛下为政伤于太宽，朝典由是不肃。’上笑答曰：‘今时运艰难，凡人臣事朕者，规(依法令规定)少禄利耳。今府库空竭，无俸人俾之优足，而峻刑科，是君上有威无恩，联所不忍行也’。”代宗因朝廷无力提高俸禄而对贪官不忍用严刑，实际上等于默认贪污。这种情势下的反腐败，即使叫喊得再凶，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骗骗小孩子。

另外，还有一些朝代，鉴于官员合法的俸禄太低，不足以维持必要的生活和行政开支，采取了消极的堵防措施。比较著名的如“以金赎刑”，“戍边、罢职赎罪”，增发“养廉银”等。颇受一些封建朝代推崇的是“养廉制度”，即在官员的正常俸银之外，再给一次钱，叫做“养廉”钱，本意希望官吏钱多了不再贪污。但这种办法对于“贪壑难平”的贪官来说，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贪官们照贪不误。

因此说，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反腐倡廉固然有效却也有限，最终结果只能是失败的，这恰是腐败成封建社会“狐体之臭”的根本原因，也恰从反面教训上印证了我们党今天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政治清醒和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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