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信访排名的意义指向

多地信访系统官员日前向媒体透露：自今年3月至今，暂未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以后是否将永久性取消该排名表，目前尚不知情。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开始取消了信访考核与排名。（5月8日《南方都市报》）

暂停信访排名，无疑慰藉人心。尽管只是“暂停”，可其仍具风向标意义：在信访制度已被纳入法治轨道的语境中，它是种理性纠偏，也对接了民意期许。

应该说，信访排名的设立，不乏善意初衷。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信访洪峰涌现的背景下，它旨在建立“信访工作绩效与政绩挂钩”的机制，来促使矛盾化解在基层，纾解民众诉求。毋庸置疑，它对信访难题的解决，确有推动作用。

但在时下，在信访排名的反向激励下，有些官员对上访的态度也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在挂钩式考核下，某些基层政府受“政绩驱动”，严控进京上访人数，甚至采取截访手段，也激化了矛盾。其后果也堪忧：上访户权益被侵害的案例频出，动辄得咎；对地方政府而言，截访造成的物力、人力损耗不容小觑，遑论公信力的受损。

信访排名，催生出稳控压力，也成了截访行径的诱致因素。为此，“捂盖子”也成为某些地方应对信访的常见策略。在此情境下，取消信访排名，改变信访责任追究、“一票否决”等机制，也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

而暂停信访排名之举，是对此的积极呼应。它有助于纠正“重数量、轻解决，重稳控、轻化解”的考核方式，消减基层官员的维稳重压，也能倒逼其观念从“堵”到“疏”的转变：官员能基于民生本位的视角，而非维稳动机，去纾解信访中寓含的民生诉求。

《人民日报》曾刊发评论《变“截访”为接访》，称有些地方将上访者看作“麻烦和刺头”的代名词，不为其分忧解难，反而制造障碍，这说明了“法治意识的薄弱”。事实上，要规避截访之弊，就应认识到信访的本质——它无关“捣乱”，而是法治渠道淤塞下公众的迂回表达；它是衡量社会稳定的一个状态值，更是群众诉求申述的一种通道。

推动信访问题的良性解决，当注重源头化解，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在面对上访时，悉心聆听，认真求解。在权利敏感期，善待访民，正视问题，更考量着治理的温润度。也只有拓宽制度化应对的口径，才能“消化”喷涌的民生诉求。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信访制度的进步，也在循序推进：如修改民事诉讼法，加强检察监督，以期破解信访困局；以信息化推进信访模式嬗变……而近日，中央纪委信访室官员张少龙也表示：各级纪委监察机关要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上访群众的做法，引起舆论共振。

暂停信访排名，指向着信访机制的自我矫枉，也与制度推进的态势吻合。可以想见，在“转作风”的宏观语境下，信访机制也能突破掣肘、深化改革，烙上法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