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构造

当前，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对抗已经开始威胁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但是，战争并不是消除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好方法，反而一旦发生武力对抗，民族主义情绪必将进一步高涨。而要想从萌芽阶段完全摘除阻隔两国友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重要的方法还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国际外交，而是由民间主导的“民际”交流。因为促使中日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并不仅仅只是两国之间的对立，还有造成民族主义不断内化的两国国内社会的构造问题。

中日“彼此厌恶”的社会心理构造

中日两国国民彼此印象逐渐恶化的背后，有着明显的对文化与政治、个人与国家不能进行区别看待的问题。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两国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一直抱着谁才是亚洲老大、哪里才是亚洲中心的竞争心理。到了21世纪，这种竞争进一步内化，两国在解决各自社会抱有的结构性问题时，更加轻易地将这种竞争用作释放社会抵抗情绪的发泄口和向社会展示政治能量的手段。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源于从中国文明圈中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因为在这个文明圈中它只能是处于“边缘”地位。“日本长期处于汉文明圈的边缘，因此对地处中心的国家就总有边远少数民族的劣等感，二者交织，爱憎之间的振幅非常剧烈。如果喜欢就对之俯首帖耳，一旦反感就彻底厌弃;如果屈服就对之一味迎合，一旦小看就冷酷轻蔑。对于日本人来说，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国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幕藩体制下接受了儒教教育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抱有强烈的憧憬。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与他们在梦中描绘的中国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日本第一代企业家岸田吟香曾经忠实地记录了这种幻灭感，他于1866年赴上海并生活了8个月，“怀着对清国的向往来到清国，看到了清国的现实后，开始强烈地厌恶清国。”“岸田这种由憧憬到厌恶的摇摆或多或少为所有日本人所共有。这种心理类似一种近亲相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亲近感，一旦发现对方不同于自己的想象时就会变成激烈的憎恶和轻蔑。”岂止日本，这种爱憎之间瞬间转换的心理构造，中国人在看待日本时何尝不是如此。

摆脱“边缘”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自己取代现存的“中心”，另一个是再造一个新的“中心”。在这种边缘-中心的思考模式中，一方成为中心，另一方就只能是边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决定了中日两国宿命般的对立，19世纪后半期之后两国的对抗争斗，实质上都是一个争夺东亚中心地位的问题。在两国恢复邦交舆论正处于高潮时期，针对日本对中国的这种“爱憎一体的振幅”以及“近亲憎恶的心理”，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发表了《阻碍日本国际化的“连续”思想》，力图从构造上分析日本人在国际上是如何认识自己与他者之间关系的。

“构成日本人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个人高度社会化的第一层人际圈子的标准为‘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一切’。这也是日本人与人交际的根本，第二、第三层圈子都是第一层圈子的没有断裂的延续。因此，日本人在希望同外国人进行积极交流时往往会作出一种‘人类都是一样的，只要有诚意就可以互相理解’，‘都是亚洲人嘛，当然要搞好关系啦’的姿态。对中国强调两国自古为‘同文同种’的做法，也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可见，在这种“连续”思想的框架中，关系越近爱憎之间的振幅就越大，对近亲相恶的失望感就越强。日本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形成“连续”的思想或愿望，与他们处于“汉文明圈的边缘”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近代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出来。

其实，中国文化中也有“连续”的思想，《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思想的具体化，就是构建“多重型天下”。在中国人看来，如果按照“同文同种”的标准，在“连续”的构造中，在边缘的应该是日本人才对，这正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中国民族从其文化上的自信出发，认为中国民族优秀于其他民族”，因此就会“从感情上产生强烈追求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利益(的愿望)”。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来自于自己的文化优越性遭到无视，中心地位被日本夺走并被边缘化的焦虑感。

民族主义的内化

应该注意到的是，今天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已经内化。从表面上看都是担心本国被“边缘化”而展开的“中心争夺战”，而实质上为这股民族主义提供强大动力的，却是两国社会内部中的边缘与中心之间的对立。

首先就中国来说，对于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中被边缘化的人们而言，民族主义事实上给他们提供了接近社会中心的机会。事实证明，在反日游行中作出非理性的“爱国主义行动”的人中，大多是地方出身的大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面对着与富裕阶层数倍的经济收入差距，正如“农民工”一词所隐含的歧视一样，并不甘心被边缘化的人们，对社会大声疾呼：“真正的爱国者是我们。”在经济地位备受重视的今天，哪怕只是一个瞬间，民族主义的行动，向他们提供了在精神上尝受身居社会中心地位的幸福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