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一般通过放松银根、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效果比较明显。现在,至少从边际效果上来看,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是在大幅度下降的。目前,国内决策层的领导也认识到这个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负利率,如丹麦、荷兰、瑞士等,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目前仍然在考虑是否实行负利率。
虽然负利率意味着对存款征税,各国央行也希望通过负利率迫使金融机构去放贷,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我们用传统经济理论根本解释不了这一现象,不管是凯恩斯的理论、弗里德曼的理论,都是基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有效的这一前提假设。
第四,出现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怪象。
按照正常的货币理论来分析,如果一国国内货币高速扩张的话,其应该是贬值的。例如,美联储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的时候,美元是在贬值的;日本实行“安倍经济学”,日元也贬值了20%。而在中国,人民币在扩张的过程中却在不断升值。
通过分析以上 “四个怪象”,我认为,当前,整个人类的经济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变化。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来分析,凯恩斯认为,如果货币政策不管用,那么起码财政政策时管用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如果财政政策不管用,货币政策起码是管用的。现在,这些管用的政策在效果在已经在大打折扣,甚至在某些国家中完全不管用了。
这是一个全球的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
记者:刚才您谈到经济发展中的“四大怪象”,那么出现这些怪象的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我认为,首先是国际的影响。
从国内来看,中国早已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从某些指标上来看,如进出口量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等,中国的开放程度比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都高。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上,虽然我们比不上美国和欧元区,但是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了。
可以说,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划时代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有极大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出现以上谈的“四大怪象”中,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这也是其他问题的总根源。
从逻辑上讲,之所以出现这种背离,是全球的货币体系出现了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导致国内的货币政策要么主动犯错,要么别无选择地被动犯错。
从国内来看,全球极具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积累庞大外汇储备的一个核心原因。从数据来看,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有3.44万亿美元,折合为人民 币早已超过了20万亿元,这还只是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如果考虑到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效应,这一数值会大很多。这也是导致我国M2创纪录的一个因素。
其次是人民币的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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