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

提示：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外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至少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那事情就麻烦了。

理念的力量

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会思考、有价值观、有理性，他的价值观和思考当然会影响他的行为。所以，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两百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

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推动者是梭伦和伯里克利。两人都是大贵族，但他们把选举权推广到普通公民。为什么?因为理念。美国独立战争后乔治·华盛顿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两任，然后就回家种地，是出于理念，而不是利益。邓小平文革之后发起一系列改革，包括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也是基于他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进行改革也是理念使然。

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总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旧制度下的贵族。启蒙运动是贵族性质的，知识阶层当中的好多人来自贵族，《百科全书》160位作者中30位来自老贵族，几乎所有的启蒙运动期间的沙龙都是在贵族的家中举办的，卢梭30%的通信者、伏尔泰50%的通信者，都来自于贵族阶层。废除贵族的大革命是由贵族自身努力的结果;受到威胁的精英们，在困境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它就为大革命提供了灵感。大革命领导人米拉波本身就是贵族出身。

再看中国近代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其实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基本都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或他们的后代，这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军阀、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只有一个是工人出身，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后来叛变了。

废奴运动主要由白人发起的，最早反对黑奴制的是天主教会，因为按照基督教精神，上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1775年，在费城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反黑奴制协会，1781年起，本杰明·富兰克林一直担任该协会的名誉主席直到去世。英国是反黑奴的一个重要力量。1783年贵格会向议会请愿废除奴隶制，之后工人阶级也参与进来。1807年英国议会废除了大英帝国的贩奴贸易，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了殖民地的贩奴贸易，并派遣军舰在海上拦截贩奴船只。1838年英国政府废止《黑奴学徒制度》，最终英国解放了70万奴隶，为废奴花费了2000万英镑。

类似的，20世纪早期中国妇女的放脚运动，并不是妇女努力的结果，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对他们来说，缠脚是一种国耻，有损于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这就是理念的力量。

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博弈

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谈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全体一致地为扞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内部是分成好多派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他们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会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

首先看一下西方政教分离的历史。政教分离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基础。欧洲中世纪早期，政教合一，主教由国王任命，教会并不真正独立。政教分离是后来教会和统治者相互斗争的结果。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就职后，决定在教会内部推行一系列改革，解决教会的腐败问题，但受到教职人员的抵制。为消除改革的阻力，格里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罢免主教的权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要将他罢黜，格里高利七世的回应是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教皇与皇帝的斗争持续到下个世纪，最终双方于1122年达成“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皇帝基本放弃叙任权，教会承认皇帝的世俗统治权。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在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矛盾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国王不断剥夺贵族的特权，引起贵族的不安和不满。即使在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上半期，保皇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但正是他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