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是通过对历史的否定达到对我国现实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的全盘否定,为全盘西化制造舆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从反面告诉我们,尊重和维护“革命权”的权威,巩固和发展“革命权”给我们带来的伟大成果,是实现中国梦赋予我们的神圣的历史担当。
《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第12集《暮年壮怀》诠释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伟大的友谊,诠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也诠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权”。
“不能放弃革命权”,是恩格斯晚年向无产阶级和政党所作的历史性政治嘱咐。恩格斯晚年时期,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工人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恩格斯根据这些“新变化”“新发展”,与时俱进,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在指出合法斗争形式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放弃革命权”,认为“革命权”是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
“不能放弃革命权”是由资本主义的固有本质决定的。1888年8月,恩格斯第一次踏上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参观了纽约、波士顿等城市,还会见了美国工人运动领袖。回到伦敦后,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更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被他称之为“新世界”的美国,1882年出现了第一个托拉斯--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紧接着,许多领域也都出现了托拉斯。后来,德国、英国和法国也相继出现垄断组织。恩格斯总结说: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步入了一个表面上“讲道德”的新阶段,但是资本的非人道的“吸血鬼”本性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变,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没有变,这决定了无产阶级唯有行使“革命权”,方能有效履行自身的使命。
“不能放弃革命权”是由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为了缓解阶级矛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改良,通过普选制、代议制等方式让无产阶级获得了部分民主权利。例如,德国工人阶级充分利用了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得选票已增至142.7万张,在议会中拥有35名议员,成为德国强有力的政党。恩格斯称其为利用普选制的榜样,并在最后一篇论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到:“普选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方式”。但是恩格斯同时又认为,这种“新方式”不能代替“革命权”。这是因为,普选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岂能坐视普选制消灭自己?!所以恩格斯强调说,在利用普选制进行斗争时,“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所谓“决战”,就是行使“革命权”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不能放弃革命权”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恩格斯指出:“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这里所谓的“现代国家”,主要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革命权利不仅无产阶级拥有它,所有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曾经拥有它,并且无一例外地运用它达到了建立资本主义王国的目的。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从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必须用革命的方式来完成。“革命权”就是“历史权利”,是历史赋予先进阶级的一种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神圣权利,同时也意味着“革命”是先进阶级无可推卸、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从封建私有制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尚且离不开革命,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要比从一种私有制过渡到另一种私有制艰难得多,岂能放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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