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中等收入陷阱”距离还很远（2）

要求运动员超过其潜在运动能力，“受伤”就是必然的

中国青年报：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人口红利的消失，会犯哪些错误？

蔡昉：如果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特定转折时期，承认不承认某个转折点的到来固然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做的事情没有与转折点及其挑战对应起来，不能正确判断经济形势，就有可能出台错误的刺激经济的办法。

我国去年经济增长是7.8%，今年第一个季度是7.7%，很多人就很难接受。有的经济学家就会建议，主张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比如，有人建议推进城镇化，但这里所建议的作为推动投资需求的城镇化，其核心不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而是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土地扩张，以及城市面积扩张，也就是试图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人说的开发中西部，也是着眼于大规模拉动投资。

这些所谓“新增长点”本来是一些短期拉动需求的因素，相当于在竞技体育中，行政部门的要求、社会上广大网民的期待，或者广告商的诱惑，作为一种需求因素，拉动运动成绩，试图超过运动员的潜能，最后的结果就是经常性地导致运动员“受伤”。所以，我们要把决定潜在增长率的供给方的因素，与决定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缺口的需求方的因素区分开来。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与潜在逻辑增长率脱节了，如潜在增长率是6%或7%，而我们还要达到实际9%的增长速度，就像竞技运动一样，要求运动员超过其潜在运动能力，“受伤”就是必然的。这里，“受伤”就是指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扭曲、保护落后等。

中国青年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会出现哪些社会问题？

蔡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因为高速经济增长，即使分配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蛋糕仍然是逐年扩大的，在中国就是以9%~10%的速度扩大这个蛋糕，即使有人拿到较大的份额，有人拿到较小的份额，但仍然可以达到人人都获益的结果。如果经济减速，减到了7%，你又不愿意接受，犯了很多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使它一下降到了3%或更低的水平，那就意味着，蛋糕不再做大，当蛋糕不再做大的时候，人们所有的努力都变成寻租，尝试着重新分这个蛋糕，这样有的人谈判能力强，有更大的资源分配影响力，就得到更大的份额，而另一部分人得不到应有的份额，就导致收入分配的绝对恶化。

拉美许多国家就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且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如果以0.4基尼系数作为安全警戒线的话，这些国家都大大高于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没法做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中国也遇到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虽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比率显示，2004年之后似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因为这个数据主要还是反映表面收入——即劳动收入，而资产带来的收入，资源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收入，有人把它叫做灰色收入，在统计数据中会有明显的遗漏。80%的灰色收入被10%的最富裕收入群体所拥有，把这个收入部分加进去重新计算收入不平等指数，它还在继续增长。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不能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青年报：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是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不能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那么容易，并不是必然的，我们还距离很远，有足够的空间避免这种命运。

当下，需要正确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形势。现在，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短缺，以及非熟练普通工人工资的上涨。2004年以后，我们一直遭遇着民工荒，直到去年经济增长降下来了，但我们还是听到民工荒、招工难的呼声，而且农民工的工资是持续上升的，所以我把2004年定义为“刘易斯转折点”。

改革创造制度红利，但改革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段话很有针对性，很有深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