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社会需要“管理好人心”

近日，厦门公交纵火案备受关注。纵火嫌犯陈水总，一方面让人痛恨其祸及无辜，另一方面，其生活遭遇也让人唏嘘不止，这种“弱者报复社会”的“反社会人格”，被称为“个人恐怖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制造恐怖的背后渐变的人心。

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后，新浪上有条微博传播甚广，引发强烈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那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很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

痛定思痛，如何看待人心问题，无疑是当前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那么，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心管理”?

　■ 访谈嘉宾

　　李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 “人心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

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人心不是国家通过外在强制手段强加而来的，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的道德教化逐渐习得养成的。

新京报：一段时间以来，从上到下一直都在提“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你提出的“人心管理”，主要指什么?

李强：的确，现在中国从上到下都在强调创新社会管理。所谓的“社会管理”，指的是对社会进行全面组织、协调、监管和服务的过程。但是，不管如何管理，如何创新，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对人的管理。离开了人，社会管理便无从谈起。所以，从根本上讲，社会管理是对人的管理。

而对人的管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一是对人心的管理。我认为，行为管理和人心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两个基本方面，也是社会管理的两种基本方式。

新京报：一般而言，提到社会管理更多是指“行为管理”吧?

李强：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看法。因为“行为管理”主要是指对人们的各种外在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的过程。行为是一个人受某种价值或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表活动，由于人的价值和思想观念各不相同，人的行为也因此而千差万别。面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社会管理方式往往也会有所不同。然而，无论采用何种管理方式，外在行为的管理通常都离不开一定的制度设计。

新京报：“制度的力量”，也是“行为管理”的显著特征。

李强：一方面，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可以依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改变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降低社会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从而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种他律、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

但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人为理性设计的一种产物，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是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制度自然也是有限的，即使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把行为的所有细节都加以规定，使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漏洞”可钻。所以，仅仅依靠制度来进行社会管理，保证社会秩序，往往是靠不住的。

新京报：所以，需要“人心管理”来弥补?

李强：这个时候就需要依赖于另外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人心管理。

新京报：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心”，该怎么理解?

李强：所谓“人心”，一般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众人的情感、愿望等;二是指个人的心地、欲望等。无论是情感、愿望或心地、欲望，其实都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新京报：这个问题似乎有些虚，人心隔肚皮，该如何管理?

李强：人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而对人心的管理很难通过刚性的法律制度进行强制管理，而只能更多地依靠柔性的伦理道德进行教化和引导。道德教化可以提升人的德性修养，使其更加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要求，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人心不是国家通过外在强制手段强加而来的，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的道德教化逐渐习得养成的。

新京报：这样说，似乎人心管理算是较高层面的管理，行为管理算是一种底线管理?

李强：人心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人的自律，是一种内在道德修养。如果人的道德修养高了，那么，人心相应地也就好了，行为也就相对符合社会规范。同时，如果人心管理好了，凝聚力强了，那么，整个社会秩序自然也就容易形成良性运行。

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集体意识可以有效地凝聚人心，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凝聚了的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心管理才应该是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如果人心“坏”了，人心“散”了，有序有效的社会管理则几乎是不可能的，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