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如何让公众领情?（2）

小城市放开落户政策，能否撬动城镇化进程?

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往往依照所在城市的规模大小，而逐步递增着实现难度。在此背景下，公众便当明白，这份报告中所阐明的新路径，仍内含着对现状的某种延续——“更大的城市，更难落户”，不管现在抑或未来，都是适用的逻辑。既有此前提，那么激励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最迫切需要破解的，无疑是“提高小城镇吸引力”的命题。

参照过往经验，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农民群体多对落户小城镇缺乏兴趣，反倒对门槛畸高、竞争惨烈的大城市充满想象。凡此种种，看似不合理的景象，实则也有着可以理解的心理考量。

在不少农民看来，小城镇基础设施陈旧、户籍含金量不高、公共服务也很不到位，还不如继续务农打工自在……一言以蔽之，若无强烈的身份转换感与福利提升，“由乡入城”的进程便难以维系。

而与小城镇相比，大城市即便生活成本高出许多，但其优势仍旧太过明显。恰是基于此，方才造就了城镇化的一个困局：农民群体的真实“偏好”，与宏观层面的引导方向，并不完全一致。

事实上，若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积极落户小城镇，职能部门显然得先设法缩小不同地域、城市间，资源配置失衡以及市民待遇相差悬殊的现实。

只有小城镇先行发展起来，才能吸引来更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而从另一角度说，相当数量“新居民”的注入，又能为所在城镇带来新活力。所以说，这实际是个互惠双赢的过程，关键是必须先得有一方展现出“诚意”，从而开启后续的一系列良性循环。如若不然，“转移人口”只会继续一股脑涌入有限的几个超大城市，从而必将导致此类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化。

当然，讨论城市化路径，除了站在官方立场权衡得失之外，还应真正对农民利益保持关切。某种意义上，农民落户城市，就是一个“出让土地—获得收益—重新出发”的二次社会化过程。在该进程中，农民能否享有公平的议价权，从而能获得足以启动“城市新生活”的转让金，显得至关重要。从此角度说，无论走哪种城镇化路径，规范土地出让的流程运作与补偿标准，都是先决性的。

加快推动农民向市民的转化，社会的治理者有义务提供更多元的选择。这意味着，在兜售“大城市美好生活”范式之外，也能建构起小城镇的独特魅力……说到底，城镇化的目的乃是为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进化，以及人类生存模式的现代化。既然“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城镇化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们所应做的，便是对参与此一进程的群体，抱持足够的同理心与耐心。既要坚持公平、分层推进的策略，更要动员社会资源对这部分“新城市人”进行反哺。

城镇化的关键是提升公共服务

正如专家指出，尽管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正是按照此路径进行，但明确提出这样的“路线图”，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决策层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明晰的思路。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城镇化建设必将会有一个更理性、更稳健，也更高效的推进过程。而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各类城市应该未雨绸缪，切实提升公共服务，迎接即将到来的城市化浪潮。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居住地的转移，也不是城市规模的“物理”扩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世所罕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前不久，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但是，这也带来一些极为严峻的问题，如过度追求速度、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推进，往往质量不高，也就是专家所说的“伪城镇化”。

所谓“伪城镇化”，大抵包括这样一些情形，其一，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但并没有真正在城市定居，无法同等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而是像浮萍、野草一样生长，归属感、认同感均不强;其二，城镇的发展更多体现在规模的扩展、地产的推动乃至目标并不清晰的新城建设上，而在关乎民众基本生存需求的机制改革、体制创新上，鲜有具体的作为。

这样，也就往往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割裂和扭曲。一方面，城市的外观发展一日千里，到处可见簇新的城市;而另一方面，城市的治理模式、管理制度依然沿袭以往的思路，不仅教育、卫生、交通、文化等公共服务缺乏足够的准备，并没有从全体民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且，不同人群的权利保障差异较大。

因此，目前各类城市的当务之急在于，首先，破除那些长期以来形成并固化的制度性障碍，剥离附着在户籍之上诸如社保、教育、医疗等利益，真正实现城乡居民的权利均等、机会平等。以“产业”来确定生存之所，以“意愿”来决定所去何处。

其次，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应该调整到以人为本、以所有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民众为本上来，举凡各类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均应考虑全域的居民，而非仅仅针对户籍人口。以学校而言，不应再区分什么本地户口、暂住人口。

城市政府的大笔建设资金，应该多投向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也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大量人员涌入城市而带来的管理难题。

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尽管其间存在诸多可测、不可测的困难，但是再困难也必须努力去做。如果各地依然画地为牢，自我设限，或者以保护原有人口的利益为借口，不愿为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则最终将会加剧转型的难度，从而错失了良好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