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思想与知识（2）

3、智慧的效用：小用与大用

从知识、思想与智慧的特征，我们大致可明晓三者之功效。就“明显”功效而言，知识有“小”用，思想有“近”用，而智慧有大用、远用。对于具体、简单的问题而言，知识是最有效的，思想远之，智慧则更远。

以治疗感冒为例，医学知识无疑是治病的关键，至于思想、智慧似无能为力。但是对于大的疾病、大的问题而言，靠单纯的技术（知识）则难以奏效，而是要反过来，以思想去指导技术（知识）。对于特别严重的疾病，人们往往进行非技术的选择，譬如，用西医还是中医，用心理疗法还是物理疗法、化学疗法等等。这种选择，非知识（技术）本身所能奏效，而必然涉及到治疗思想乃至智慧之决断。又如，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亦是典型例证。就技术而言，田忌所代表的一方明显技（马）不如人，然而其最终却能取胜，实为“智慧”之功效。联想到人类历史上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皆然。

故而，一般而言，解决具体的小问题，须用技术；大问题，如治国安邦，固然需要知识，但更需要思想、智慧的规划与导航；至于“大同世界”之构建，则非大智慧不可了。难怪柏拉图的“理想国”要“哲学王”来治理天下。

当然，强调智慧的“大”用，并非意味着智慧与“小”绝缘。事实上，智慧弥散于世界之中。关于智慧效用与世界的关系，还是慧能说得好。六祖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佛法、菩提皆是智慧之代称，世间万法，无论大小，岂须智慧参与。只是在大问题上，智慧更易凸显罢了。由此可见，智慧之用，弥“六合”、通“大小”，可谓广矣！

4、获得智慧的途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通过以上对智慧品性的探讨，可以看出，“智慧”更多地显示出哲学品质，的确如此。哲学本来就是“爱智之学”，古希腊如此，中国亦然。我们探讨哲学的目的，便在于找到一条通达智慧的途径。

当然，这里的“哲学”乃原本意义的求真、爱智之哲学，是知行合一、崇尚行动的“无功利”之哲学，而非当下某种狭隘乃至“蜕变”了的哲学。当下个别“哲学家”，把圆融的智慧做成了“偏执的思想”，把“偏执的思想”做成了“零打碎敲”的概念和知识。更有甚者，甚至将哲学蜕变为获取某种好处的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悲哀！

在今天，若笼统地谈论通过哲学获得智慧，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更何况，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哲学有那么多派，究竟研究哪一派为宜呢？其实，研究哲学不在于哪一派，而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思考方法和谦虚开放的心态，藉此一步一步地趋近智慧。

关于“学习”的论述，自古颇多，笔者以为儒家《中庸》所谓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路径最为恰切。因为它不但囊括了知识、思想、智慧的渐次进阶、包含了学习品质的培养，而且尤其重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须知，“智慧”最终须经亲身体悟、实践方可达成，而《中庸》恰恰把实践置于最高层级上：“博学”既在于获得知识，又暗含开阔视野之导向；“审问、慎思”既在于通过“反思”尤其经过哲学的反思将知识提升至思想，又暗示谦虚品质之重要；“明辨、笃行”乃是“做”，是体悟，更是实践，其中“明辨”还涉及道德品格之培育：明辨是非。

通过对思想的甄别，并在反复行动中打破思想的界限，逐渐将思想融贯为一种圆融的品质：一种应对宇宙万物的能力，一种全视域地看待问题的态度，一种谦虚的品格，一种开阔、包容的心胸与宏阔的视野——此即为大智慧。这种智慧在儒家为中庸，在道家为“得道”，在佛家为“菩提”，为“无上正德正觉”。其名虽异，其实一也。

也许，对西人而言，智慧带有神性，为神所有，基督教就认为，人间的智慧乃是从上帝那儿流淌出来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分有”上帝智慧的“爱智者”而已；但是，对中国人而言，“智慧”则可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譬如《黄帝内经·灵枢》篇就有“道生智”之说。即言，人通过学习、修道、省悟、实践是可以拥有智慧的。无疑，此既反映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亦凸显了中国人尤为重视追求圣哲境界的实践维度。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