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经济学”的信号

现在拒绝货币信贷刺激、去杠杆化，接受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减速，中国还有两个很好的有利条件。一个是蓝领工人相对充分的就业情况。这几年来蓝领工资的上涨，除了有货币扩张效应下的工资补涨因素外，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用工荒其实就反映了以高速GDP增长来创造大量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已经不存在了。印度的GDP增长也已经降到了5%，中国是6%的话就足以俯视全球。第二个有利条件是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时间还未最终明确，在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全球资本流动出现较大变化前，中国仍然有一个可以自己控制局面的主动去杠杆调整期，虽然这个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原本2008年后，追求回报的全球资本基本无处可去，可能是中国相对最好的结构调整期，遗憾的是中国已在信贷刺激和加杠杆中度过。 

一颗棋与一盘局

拒绝刺激并进行结构性改革，将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提供动能。但是全面深入的结构性改革，是要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这意味着有些结构性改革仍然会非常难推，但对于本届政府而言已是责无旁贷，因为可以通过主动改革、平缓转型的时间窗口期，并不是无限长的。对准经济中结构性的矛盾和风险，并把能够化解这些矛盾和风险的改革不分难易统筹实施，不回避利益调整，那么数年后中国经济就能迎来全新局面。

首先，化解经济结构性风险中的房地产风险，是结构性改革最不能回避的。住房涉及消费、投资和金融，对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厉害关系，达到了一颗棋子决定一盘棋局的程度。住房作为生活必需品，完全市场化的话，必然缺乏需求的价格弹性。而在资源极度紧张、人地矛盾尖锐的中国，因为地产投资税的政策缺失，还让住房成为官僚阶层和先富阶层的投资性商品。结果导致了畸高的房价对其他消费品的严重挤出效应。若干年来货币超发带来的货币贬值和通胀效应主要都反映在房价和地价上，与住房的生活必需品特性、人地矛盾和投资过盛直接相关。当前实体经济不振，但几乎各个行业的资金都涌入房地产，地产金融的风险也在持续积累，要是不在住房的需求和供给源头上进行制度改革理顺房市，其他的改革也难以发挥效果。

现在，对城市存量房中的投资性住房征收投资税的税制改革和住房登记制度改革，已不应再拖。假如地产投资税的征收对象，设为所有第三套及以上住房，以及两套住房和一套住房中超过220平方米的奢侈性投资面积，并对多套房实施累进税率，那么自住房拥有者和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都不会受到影响，但空置的投资类住房就会被抛向市场。当然，拥有多套住房的官僚阶层必然反对这项改革，尽管这项改革没有任何技术性难度。但是如果凡是遇到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就回避的话，那么整体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房产投资税改革之外，中央政府还应考虑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在各地兴建70平方米以内的公租房和无交易权经适房（面积标准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不分收入水平和户籍，满足各地所有无房居民保障性面积的住房申请。在土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中国，对于基本居住需求面积，是不能要求人们支付地租的，应给予全面保障。70方平米以上的住房需求仍然由市场解决，保障房不予介入，商品房和保障房也将各司其职。以面向存量房的房产投资税制度，结合面向所有人的低保障面积的保障房制度，应该基本上就可以理顺现在与房市相关的种种风险问题，让房市成为居住需求主导的市场，让房地产行业从暴利吸金行业转为常规行业，然后从各个行业蜂拥而入的投资资金才会退回到实体经济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