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经济学”的信号（2）

其次，从宏观经济供给端出发的结构性改革中，工业产业升级的效应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从轻工到重工，从传统到新兴，产能过剩已经存在于工业体系的众多产业链上。对一些过剩产能，无论是由市场自动出清，还是在政策辅助下进行兼并重组或淘汰，去产能过程基本上都会出现。不过，从供给端出发的结构性减税（如用增值税普降来压缩替代出口退税）和金融系统改革仍然很有意义，像最近的“金十条”中点到的尝试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以及今年稍早提出的推动存款保险制度、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计划。

金融系统的改革项目中，有的技术性难度不高但是面临既得利益障碍，比如汇率市场化改革。还有的项目所遇到的既得利益障碍较小，但是改革的技术难度相对较高。比如，发展以一定地理区域为经营范围的民营小银行，将极大改善金融市场结构中对中小企业服务不足的局面，同时存款保险制度也就需要一并推出，并且所有银行都要参与。而要确定每个储户在每个银行存款达到多少额度以上，存款保险就不再保障，以及各银行需要按什么比例缴存款保险金，是技术难度比较高的项目。如果每个储户在每家银行受保障的存款上限为60万的话，那么每个银行需要为每笔60万以内的保障缴纳多少保险金才恰当，恐怕得反复研算。改革有难度，但只要方向明确，技术性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从宏观经济需求端出发的结构性改革，当前则遇到政府自身弊病带来的障碍。萨伊定律中的“供给创造需求”，在微观层面和具体行业层面是成立的，但是在宏观层面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上是不成立的，在开放经济和自由贸易体系中多国层面的总供需平衡上就是更不成立的。其实中国的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相对过剩，需要靠消费内需的扩大来把去产能的痛苦降到最小。而中国要扩大内需，扭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中消费占比持续下滑、投资和出口占比持续扩大的经济结构，就要应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资本收入占比持续扩大、劳动工资收入占比持续下滑的问题。这难免要求系统性的财产税改革和收入再分配改革，对存量财富和增量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政府自身则需要彻底的预算决算和透明财政改革，减少政府开支中的投资支出和经费支出占比，扩大政府开支中的社会保障性开支占比。过去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发展中水平进入发达水平的后发经济体，比如日本和台湾，跨越时都是财富收入差距很小、政府自身改革比较到位的经济体。现在在中国大陆，这些改革很可能正是政府内的官僚阶层反对的改革项目，不过也是结构性改革所绕不开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