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中国城镇化问题（4）

四、   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四个挑战

我们今天中国城镇化发展面对四个挑战，可持续性挑战，空间布局挑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挑战，灾害治理的挑战。我们都希望改变四个不可持续，这四个不可持续我们都希望改变，前三个过去几年说的比较多，最后这第四个是这两年才开始重视起来的，低成本公共服务，因为我们开始越来越聚焦人了，你一聚焦人就发现我们的市民们，城镇地区的居民们，他们所得到的公共服务都是打了折扣的，低成本，先凑合进去，落点东西慢慢再补，但是现在很多东西也没补上，所以我们希望这四个在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工作重点去解决他们的模式。

我们的发展质量也面临四个转型，要强调更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过去我们的城镇化在很多地方政府看来是锦上添花的事，我只要有足够的钱，有足够的地，我尽量把地都用足了，把城镇建设的大一点。未来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城镇化不是锦上添花的，我们希望他雪中送炭，给那些进了城没有落脚的农民工，给那些进了城常住但是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口，给他们雪中送炭，这是我们的期待。第四个我不细讲了，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都说了扩大内需的潜力通过城镇化都释放出来，再进一步的具体分析能够释放到什么程度，释放的重心在哪，我觉得这跟大家的工作相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算法是说城镇居民比乡农村居民消费力要大3倍多，但是结合我们目前新型城镇化的趋向。我觉得未来投资的消费潜力重心放在这几个地方，首先一个是传统的基础设施；第二个是因为国务院希望整个人的城镇化重心放在解决人的那些问题上，所以稳定农民工的一些住房项目，将是未来这个阶段，从国务院中央政府出面大力支持开展，在这方面可能大家的发展空间会更大一些。另外已经家眷进城的农民工定居问题，就是我们这1.6亿农民工进城，其中还有2600万已经不是单个一个人或者老乡的呼朋一类的，干活一到春节就回家，而是全家妻室已经到了北京，到了大城市，到了城镇地区了，他基本已经住在这儿了，春节可以不用回老家过了，在北京过了，已经有这样的农民工，重点解决他们落户的问题。

从城镇化的布局来说，因为我们一线大城市已经不是发展的重心了，核心区已经不是了，所以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这是克强同志特别看重的，非常未来一个阶段重点发展的地区，我想大家很多工作也可能为此展开。刚才我们说到日本，过去我们想学日本但是学不了，所以现在我们十二五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把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把特大城市改成合理控制人口规模，这个变化大家可能在一些具体开展业务当中已经注意到了。

最近半年李克强第一次调研说了两段话值得我们大家关注，这跟大家判断我们城镇化带来的机遇，未来重心放在哪，这两段话很说明问题。一次是十八大以后的第一次，一个是今年两会以后当上总理以后的第一次，十八大以后的第一次他去了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那个山区他五年前去过，他再去的时候，当时我们联播的片子下着小雪花，他上农民地里看，他在那儿跟农民说了这段话，这段话的含义也很清晰，要改变过去的做法，过去是希望农民进大城市，工作跟落户，今后这条路走不通了，希望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和落户。农民在家门口是什么范围呢？我想农民很关心，地方干部也很关心，大家也很关心，大家很多工作可能就要往这个重心偏转。李克强后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解释了一次，他说我说的农民在家门口，指的就是农民家门口的镇，县城，最远的到地级市，重点在县城，总之就是不让农民离开自己所在地级市的范围。

那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比如说产业界由此产生了一点点担心，因为过去十几年前我们的产业链比较分散，在朱镕基总理那个时代，他最讨厌的就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所以我们产业经历了十来年的一个聚集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想实现克强总理这段话，你要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城市文明，首先就是可以让农民在家门口能找到工作，他如果在家门口找不到他满意的工作，你拦不住他，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送到农民的家门口去。所以我们的产业链产生一点担心，说这不就走回头路了吗？我们又得分散回去了，有这种担心。克强同志最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总结了十个字，他说我们这个分散，家门口，这个不是说漫山遍野的全都在现在的格局之下，十个字是小区域集中，大区域均衡，所以我们讲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不是在哪都匹配大中小，是在全国大的区域内有大中小基本布局，但是在一个小区域内还是要实现集中，居住地要集中，产业也要集中，这是他的回答。

两会以后他第一次带头调研去了无锡，到了无锡出了机场，没进市区，直接到江阴的新桥镇，到那儿以后看了半天之后说了一段话，他说看来在小城镇里面也能享受到城市文明，这句话含义也很有意思，他的含义就是说你不用进大城市，你守着大城市边上小城镇也行，这两个点第一个是传统农业地区，后一个定是大城市边上的小城镇，加在一起他想描述一个我们未来城镇化重心到底放在哪儿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很形象。

（二）城镇化带来的机遇

所以，我们归纳起来看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从重点发展大城市，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均衡发展，是我们研究城镇化的一个特有名词。就是除了工业区以外，大家可能在国内的很多地方也看到很多地方不光发展工业，还发展其他的一些路径，这叫多路径城镇化，一个地方的路径越丰富它的城镇化稳定性越高，这个我就不细讲了。营改增也不细讲了。

城镇化带来更多的跟人相关的就是户籍改革，我们现在户籍改革基本定的调子是中小城市适时的直接放开户籍，至于大城市，重点先解决这些实际上已经人进了城市的，全家已经进了城市的外来人口，这是我们的想法。时间有限，这个中间我不多说了。

关于我们整个的经济形势还有两个热点大家很关心，一个房，一个车，这个房子问题跟大家可能是更直接相关的。房地产调控我个人觉得从我们从舆论场上来看更多是预期之仗，因为它影响着我们现实房价，也影响着走势。而大家一说今年的房价走势是什么？明年的走势是什么？我觉得在我的观察当中，房价在分化，你很难用一个词，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房价变化。咱们北京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北京中心区你再怎么调控它该涨还是涨，学区房你再怎么调控该涨还是涨，那前两年刚刚开始调控的时候，通州有一些边上曾经在这之前热的时候被炒起来了，当时经历了一段下降的过程，去泡沫的过程，未来房价我想也是这样，你很难说整体上就是涨或者就是落，它都开始分化了，我个人认为分化本身是一种回归理性的表现，本来就不是说全都绑在一起，一忽悠全上，一忽悠全下。

我们的预期之仗这几年打的比较激烈，去年7、8月份时候房价刚需突然集中释放，这个房价又开始猛增，因为舆论场上很多人放了一股说法，说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了，当时咱们的任志强任总连续放炮，说你看明年3月肯定房价又是高点，种种这些影响了大家预期以后马上又开始抢房子。那个阶段你要想怎么遏制这个趋势呢，调控也没别的办法，就是不停的讲，像祥林嫂一样不停的讲，那个阶段我们央视做了好多节目，我就被请去做了很多次的专门去讲为什么不会放松。经过两个月以后慢慢大家想原来国务院没有放松的迹象，慢慢就平静了。未来这个阶段，特别是最近两个月，虽然没有像去年那样，但是舆论场上业内也有人揣测，说新一届国务院，李克强同志是不是不再继续执行温总理这一套，换了总理了看来调控要发生较大的变化，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做预期。据我了解的情况和我的判断，我觉得恐怕克强总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想过马上把调控结束，这些政策措施退出，我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想法。这是我们对房地产调控的看法。

另一个是汽车，车简单一点，有让汽车市场积极增长的因素，也有让它下降的因素，两方面一抵消，我们想依靠汽车市场去扩大内需，去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也不至于成为拖后腿的，但是也不至于靠得住，它是一个总体上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那么我们目前关于改善民生是大家认为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重心，一个重点环节，改善民生很多公众今天我认为对改善民生的期待感觉有点过高。我们媒体也有一个做法，我们媒体在关于改善民生上有一个习惯的做法，我们总是在不由自主的对改善民生做过度性的解读，我们媒体对改善民生过度解读是来自于我们的一种工作习惯。这些年我们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领导们都特别爱谈改善民生，这也是我们重心工作。然后我们制订了五年规划，政府工作报告，作为领导的党政一把手的讲话，当我们媒体来报道这些讲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媒体的工作方法只提意见不提其局，我们不可能把这些规划，报告，讲话原样全都搬到公众面前去，我们一定要做挑选，那我们所有的媒体不用通气，想法都一样，挑老百姓最关心的。所以我们就会跳改善民生这些具体的承诺，措施，结果，明年新的展望，其他的那些内容我们一般就忽略了。

每一个媒体基本都这么做，各种规划报告讲话我们都会这么做，这么做的好处是让公众看到了更多的关于改善民生的信号，我们未来要重视改善民生，但是副作用是调高了我们公众对改善民生的胃口，同时也屏蔽了我们党政部门系统考虑当中有一些不直接跟大爷大妈们相关的，但是对我们国家发展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的考虑，我们生产力有布局，我们中国发展的难度，风险代价是什么，这些因素，这些东西我们对老百姓说的少，这样此消彼涨一个关系，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舆论场上弥漫着改善民生的信号，老百姓想听，我们党政干部要顺应这个就得多说，媒体愿意多报，这是我们把它称作好话循环，好处是让我们更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是我们这个舆论场上一些不好听的话变少了。

我觉得中国舆论场上不好听的话不都是老百姓骂政府的话，有很多不那么好听的，不那么顺耳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们党政部门，我们主流媒体跟老百姓主动多讲一些话。就是我们中国发展难度在哪，风险是什么，我们要承受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这个阶段的局限性是什么，这些是我们这几年跟老百姓讲的少了。我们更多的是去讲改善民生一些好处，所以有很多公众，我们承认我们今天改善民生有很多缺口，还有很多要亟待弥补的地方，但是也发现了很多公众对改善民生的期待过高了。他认为民生是福利，你现在政府给我提供的一种福利，你用政府支出给我待遇。但其实民生的实质不是福利，民生的实质是保障，保障跟福利不是一个概念。

民生保障不是去满足部分公众过高的福利要求，我觉得我们很多地方有福利化的倾向，包括咱们北京也有，有欠账也有过度福利化，另一个目前舆论状态就是我们公众对一些难题风险代价的宽容度，接收度下降，所以才会有我前面说的像昆明市长面对的PX难题。你看今天的中国公众对自己的健康，环境，对蓝天，咱们前两天那个样本也呼唤，开玩笑，这种愿望是好的，增速越来越多了，但是这种进步的同时我个人认为，从我们舆论场上观察，一个脚往前迈了一步，另一个脚却往后退了一步，就是对风险难度局限性的认知反而退步了，这一个脚往前迈一步，一个脚往后退一步那就劈叉了，要出事了，就是我们围绕着工业项目到底该不该上，怎么上，怎么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群体事件，从去年开始连续出现，这个影响我们工作。

前不久我们央视做了一个报道，关于PX项目报道，最后我做评论中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这句话不只针对是上不上工业项目，也是针对今天我们中国发展的很多问题，我说老百姓的环保诉求越来越高，这是好事。但是今天中国的发展并不会因为说我们同意或者说我们自己也深在其中，我们环保诉求高了，我们的发展就意味着变成了一个让环保诉求实现最大化的过程，我想不是这个过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国家不只有环保的诉求，我们还有经济快速增长的诉求，我们还有工业化的诉求，我们还有城镇化的诉求，城镇化也有毛病，工业化也有毛病，经济快速增长也有质量不高的毛病，每一个诉求都有这个毛病。但是不能因为你有了毛病就把这个诉求给否定了，这个诉求也跟老百姓跟民生利益相关，跟环保诉求是同等重要，甚至有的时候更重要。

那我们今天中国的发展是这几个诉求之间在一起既坚持自己的诉求又关照另一个诉求，有的时候诉求之间是矛盾点的，最后是大家共同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这个平衡点是最后这件事情利益相关方每一方都不见得最大满意，但是每一方都能接受，我觉得这就是平衡点。不能最满意，是因为他的利益诉求最大化不能实现，我想上工业项目的人，想上化工项目的企业地方政府，你也不能随心所欲，我想上就上，我想在哪上就在哪上，这是过去的习惯。今后你也得征求公众意见，让公众参与决策，征求专业的意见。而我们公众也不是说有风险的工业项目一脚踢开，你从我的城市里滚出去，因为你还要考虑我们国民经济其他的诉求，这是今天我们中国发展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宏观经济问题的背后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经济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今天中国发展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也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之间的碰撞，甚至包括了像决策民主化的问题，怎么决策，到底中国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决策。昆明市长说的那种决策行不行，这个大家是搞工程建筑领域的，可能也有这种体会。我们中国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需要一定工业化的进程速度，也需要一定的建筑速度，没有足够的速度保障是不行的，你的决策机制必须符合这几个前提的要求，而不能找一个机制来听上去很完美，充分尊重了民意，但是它是一个拖拖拉拉的机制。

前不久，我们请了一个加拿大的城市规划学者，一个老先生70多岁，请他来跟我们讨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当时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加拿大一个城市想上项目怎么决策，怎么征求民意，他说我们不光化工项目征求民意，就连我们建筑楼都要征求民意，大家干的很多事情也在加拿大征求民意的过程当中。我说那你们加拿大最后民主是怎么决策的，老头举了两个例子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住在温哥华，他说我们的民主就是你们中国人理解的那个最大限度的民主，就是利益相关方的市民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们这么执行发生了什么情况呢，他说我们温哥华郊区，我们加拿大国家最大石油公司想建一条穿越温哥华郊区的石油疏通管道，为此他就成立一个游说部门要游说周边的市民，市议会要开咨询委员会来讨论，这个老头儿是全加拿大最有名的城市规划大师，他被请于当主席，他说我这个主席已经当了三十一年了，就是这个石油管道征求民意已经征求三十一年了，每半年市议会开一次会，到现在还没开完呢，所以石油公司也不是特着急，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去游说市民，总之凑不够这过半数，这个老先生说我眼睁睁的看着当年最开始来游说的石油公司的人早退休了。后来新招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现在据说也是退休了。

然后老先生说我住的那个街区有一个开发商要建立一个15层的高楼，就是一个商住两用楼，温哥华是一个高楼不太多的城市，所以这是一个大事。我说那是不是要征求你们这个街区的市民意见呢，他说不是，我们这个民主是充分民主，我们按照温哥华的城市法规要建这么一个楼，征求这个楼将来建起来之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只要能看见这个楼的市民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就是在咱们西城这边建一个楼，那边海淀或者东城离的老远了，可能在他的视线当中它就是一个火柴盒，但是他作为一个市民，我说了我就讨厌这种火柴盒，我反对，那你这个反对票跟楼底下那个反对票同等效用。为了这个楼成立一个市议会的咨询委员会，老头儿被请去当主席，每个季度开一次会，他不允许派助手去，必须得本人，他又是公众人物，还得体现责任感，必须去，这个会他开了十三年了，到现在还没开完呢。

后来我们共同的认识是这种方式确实是最大限度的尊重民意，民主，但是只有加拿大这种国家玩得起，这栋楼，这种石油管道如期建设对他来说就是锦上添花，拖个十三年，拖个三十一年没关系，人家这个国家照常运转，城市照常运转，老百姓照常过日子，公司业务照常开展，对谁都没有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他的生活发展水平和他的城镇化进程，工业化进程决定了他能这么玩民主。这种做法按照今天的中国来看肯定不行，我们没有这么从容的决策余地，所以我想我们今后更多的是政府决策主导，因为政府决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些毛病我们也不能忍受，一定要改变它，拍脑袋决策，竭泽而渔，不正确的政绩观的影响，但是政府决策有一个好处，它效率高，快，这个符合我们前面那几个快的要求。政府决策加上公众广泛执行和更早的参与决策过程，同时加强专业意见，这是今后我们建设包括上项目的我们能够走的一条路，这是实事求是的一条路，时间有限不细说了。

（三）中国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分析到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从宏观经济基本规律讲起，其实讲到最后我想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今天中国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十八大之后我们这个阶段随着我们的发展三个增多，系统性难题增多；我们客观上对我们认识上的新的发展规律增多；第三个舆论的影响很大，舆论的挑战极端化的判断，情绪化的表达也增多。在这三个增多的基础之上，我个人觉得我们经济背后关键的压力和挑战是什么，虽然分析了很多经济因素，但其实今天中国的发展关键已经不是经济因素，是社会因素甚至是政治因素，关键因素也不在短期，短期内我要想GDP保持在一定的速度上，有的是办法，有最好的办法也有次优的办法，实在不行了我还有救急的办法，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办法。短期内解决问题，所有问题都能初步解决，但是你长期增长的动力在哪，你长期的改革和系统的推进在哪，今天我们面临的也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那种所谓疾风暴雨的、突破性的内部变革，我想我们今天求之不得，但是我们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又需要快马加鞭，这是我们需要在新的阶段里注意的。

最后，我想未来的五到十年影响我们宏观经济的最本质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党政能不能够新一届领导集体能够准确地完成他们的决策。最近英国有一个经济杂志，叫《经济学人》杂志，他在上个月的主打文章里，这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杂志，但是这个杂志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的对立面，是希望中国变颜色的这么一个政治立场，他上个月发表有一篇主打文章，把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到舆论，这半年来发生很多事情他梳理了一遍，最后他得出了一个判断，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立面的参考。他说习近平和他的领导班子在十八大上任以后所积累起来的中国公众的期待执政资本，他说这半年已经急速的衰弱，他说因为中国有些向往民主自由的人群，他们现在特别失望。他说因为他们期待的那一幕没有发生，他们期待着我们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中国走一条别的路，不是十八大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们发现咱们席总书记还有别的几位领导，这半年来各种讲话反复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留下半点空间说要走别的路，他们很失望。当然经济学他自己也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希望中国换一条路走。

最后结论是，他预期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社会首先要陷入到各种思潮和各种舆论的对立和碰撞当中，进而中国经济要受到影响。所以他说再过两年预期整个世界要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当中走出来，而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拖累世界经济的最大拖累因素就是中国经济风雨飘摇甚至最后会崩溃，就是因为你中国人民都陷在道路之争吵来吵去，在舆论场上吵架，吵来吵去，这是这家杂志的判断。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对立面那些人怎么看我们，我想他也把我们身边的他所说的向往民主自由的某些人的失望也给说出来了。

那么对于今天我们中国的发展来说，要维护我们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但你要维护稳定做的努力不只是经济范畴了，对于我们这个党来说，我们如果让《经济学人》杂志高兴了，那我们就要失望了。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坚守底线做的很好，但我想未来五到十年还是带领我们这个执政党要体现进步，你怎么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而对我们新一届国务院来说最大的压力不是提不出先进的理念，而是怎么用这些理念去解决现实问题。

克强总理这一百多天来提了从简政放权到理解中国的改革到各个方面，到这次跟金融机构较劲等等，这都是他先进理念的体现，这更尊重市场，更符合规律，政府管的尽可能节制自我。这些理念都非常好，我们不能说理念错了，但是这些理念能不能够去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也要一起来观察。当它遇到经济快速下行的时候怎么办，当它遇到种种过去我们曾经遇到问题的时候，新的这一波里面能不能够坚持住或者说做出有针对性的实事求是的调整，这将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的稳定，改革的进步，也影响着我们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我想这就是我们大家越过一些经济数据背后可以一起去观察，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