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关于绿色发展的巴斯德型研究

在大学做教授，总是告诫自己，不要走两种极端相反的学者模式。一种是埋头参加学术GDP的竞争，不管有没有价值，为发表论文而写论文，或者自娱自乐做学问，不关注科学研究的实际意义；另一种是没有耐心坐下来做详实研究，在社会上到处发表所谓学者看法，沦为没有学术含量的媒体知识分子，或者以社会服务的名义到处捞外快，把自己当作纯粹的“咨询公司”。

多年来搞可持续发展研究，同行中对此一直有巴斯德型研究的比喻。如果纯粹的不考虑社会应用的理论研究属于波尔型的研究，纯粹的不讨论机理问题的应用研究属于爱迪生型的研究，搞可持续性科学的人常常把自己的研究称之为理论与应用整合的巴斯德型研究。

巴斯德型研究的说法源于法国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巴斯德。因为巴斯德的研究，一方面是要从社会问题中发现理论性的新解释，一方面是要从理论研究成果发现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样的说法。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通常是记者和社会学家最先揭示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工程师或者技术专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理论科学家给出机理上的理论解释。而巴斯德型研究，面临着将所有这些方面整合起来的挑战。

巴斯德型研究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从实际问题出发探索理论上的“为什么”，因此区别于纯粹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例如，对于中国当前倡导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问题，一直觉得需要给出强有力的理论解释才有说服力。因为从传统强调无限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无法导出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概念的。现在的人们已经不相信，自然资本的供给能力是无限的，地球资源的短缺是完全可以用技术创新进行替代的。我自己的研究证明，需要用从国际上崛起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稳态经济学为生态文明提供厚实的理论依据，即自然资本的供给是有极限的，自然资本的可替代性也是有局限的，因此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根本意义就是在极限内的增长和发展，因此就需要倡导合理规模、公平分配、提高效率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从这样的巴斯德型研究出发，可以尝到仰望星空在实际问题中发现新的理论解释的乐趣。

另一个方向是从理论研究出发发现社会问题“怎么解”的新方案，因此区别于纯粹的从应用到应用的研究。同样，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觉得当前许多人把它们归之于传统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是肤浅的、误导的，也不会真正有效果。从巴斯德型研究看来，如果改造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把自然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就可以得到新的政策启示。即绿色发展可以表达为是自然资本投入和自然生产率的函数，而绿色发展的政策意义就是投资于自然资本和大幅度提高生产率。投资自然资本，是要发展水资源、森林资源、能源资源、农业或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本经济化的产业；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要提高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资源利用效率。这样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就有了比单纯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更本源的实践意义。从这样的巴斯德型研究出发，可以尝到脚踏实地从理论研究中发现新的解决方案的乐趣。

由此扩展开去，我想说自己所在的同济大学，为什么近年来强调要建设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新型大学，倡导巴斯德型研究可以对此作出合适的解释。

中国大学的发展，一方面应该努力突破传统的象牙塔型模式，让学术研究能够服务于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应该改变当前流行的那种没有研究含量的工程开发和社会参与模式，从大学中的巴斯德型研究引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作者为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