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言意之辨”与语言的转向及其意义

“言”“意”是魏晋玄学的基本范畴，魏晋玄学正是以“言意”关系的探讨为基础而建立的，同时玄学又进一步促进了“言意”观的发展。从残存的文献资料和零星记载可看出当时在“言意”问题上的激烈争辩，如嵇康有“言不尽意”论，欧阳建有“言尽意”论，殷融有“象不尽意”论，王弼有“得意忘言”论，王导有“言尽意”论等。但是在玄学的思想背景下，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意义，是接续了老庄探讨语言与本体关系的“言意”观，并将这一问题推进到本体层面的理论高度，因此“言意之辨”也成为注重本体思辨的玄学清谈的一个重要论题，促进了“言意”观的发展。

玄学贵无贱有，因此在“言意”关系上重“意”而轻“言”，这一点在王弼“得意忘言”论及嵇康“言不尽意”论中都体现得很明显。比较特殊的是王导，《世说新语·文学》载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王导所言三理皆是当时玄言清谈之主题。但是在“言意”问题上，王弼等人认为玄学本体是绝言超象的，因此王导“言尽意”在当时玄学思想背景下可以说是比较新奇的。从王导等东晋玄学名士的清谈中，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当时的兴趣所在，并由此了解王导“言尽意”的基本性质及其意义。《世说新语》有几条关于玄言清谈的记载颇值得注意，如《文学》篇：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

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

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玄言家们在玄理清谈时竟“未知理源所归”，而听者亦但叹赏其言语风度之美，而“不辨理之所在”，甚至听不懂清谈内容的人也为其辞藻声韵之美而叹服，说明当时的玄言清谈的兴趣已从玄理论辨转向对清谈的语言和风度的欣赏，故颜之推《颜氏家训》谓清谈“宾主往复，娱心悦耳”。这种转变的意义是语言在事实上被提高到一种主导性的地位上来，不再是一种传达的工具而就是目的本身，语言不是由玄理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玄理依附在对语言的欣赏之中。语言的主体价值的确立是“言尽意”论产生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讲，王导“言尽意”论中，语言已具有本体的意义，言、理不能相与为二，可以说这乃是一种“语言的哲学转向”。

东晋玄言清谈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观，与王弼“得意忘言”、嵇康“言不尽意”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欧阳建探讨的语言与形而下意义上的“言意”观。王导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新的“言意”观，建立新的语言观，一个基本的原因是郭象之后玄学在义理上已几无新的发展，语言的转向成为清谈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人清谈兴趣之所在：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