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言意之辨”与语言的转向及其意义（2）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王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所谓“注神倾意”“流连不已”主要皆源于对清谈语言之美的欣赏。又《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初从东山，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王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谓曰：‘身与君别数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清谈甚至要提早撰构语言辞藻，已颇近于文学创作，而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支道林所说的“义言了不长进”，意思大概是说清谈之语言能力无所进步，可见时人对语言之重视。这一点体现了玄学影响下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化，语言由传达工具转变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审美客体。在东晋人看来，“意”就在“言”本身之中，“言尽意”也就是《庄子》说的“技进乎道”，“言”和“意”在本体的层面上实现了统一，语言本身就是本体，这就是王导“言尽意”所体现的语言的哲学转向，语言观的这一转变对文学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东晋人将新的语言观应用于文学的欣赏与创作之中，时人对诗文佳句的欣赏，即明显体现语言观上的转变。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这种对诗歌语言本身的鉴赏，与儒家对《诗经》的政治伦理学的阐释是完全不同的。又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这些都可以视为文学批评，而其着眼点皆在语言本身。东晋人的诗歌创作更明显地体现了语言观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东晋是玄言诗的时代，被后人批评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如简文帝评玄言诗代表人物许询的诗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答许询诗》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瓊。”从音韵、辞藻高度评价许询的诗歌。简文帝所谓的“妙绝时人”其实不在于诗歌表现的玄理之绝妙，而在于其语言本身。这一点在东晋玄言诗中是很明显的，如孙绰《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两句，可见诗人在玄理的剖析中亦重视语言辞藻之美，故曰“云藻”。

王导“言尽意”体现了语言的转向，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对传统文学语言观的解放，语言由传达性的工具转变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正是语言观的这种转向才使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一本质得以真正的实现，这是古典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但是语言的这种转变事实上并不是从王导“言尽意”论才开始的，西晋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对语言辞藻之美的追求，事实上已体现出与此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语言观，如陆机《拟今日良宴会》云：“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就是对语言自身之美的赞赏。应该说语言主体性的确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西晋的诗风流变已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进程的开始，从而与汉魏诗歌以抒情言志、表现现实为艺术本质的诗歌精神呈现出较大差异。

作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