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及其启示（2）

经验与启示三　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措施。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深度和广度是此前未有过的。首先，广泛地宣传鼓动群众。为了开展好政治宣传工作，中央苏区创办了《红色中华》、《红星》、《斗争》、《青年实话》、《少年先锋》、《苏区工人》等34种报刊，组建了多种宣传机构。从方式上看，为收到好的效果，根据农民的特点，政治宣传采用了多种通俗的形式，如标语、口号、图画、演戏、红色歌谣、化装讲演、讲解报纸等。中央苏区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群众化、通俗化，使很多革命的宣传内容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苏区范围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以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3](p355)各种宣传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是采取最通俗的语言，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事例，来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群众参加或帮助革命战争的热潮。其次，深入细致地开展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着重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使人民群众了解共产党的宗旨，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从而唤起广大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2]（79）是其重大的任务。根据苏区中央局宣传部、教育部的要求和规定，苏区各单位、乡村都建立了俱乐部、列宁室。在俱乐部的工作中，主要以政治动员为中心工作。列宁室不只是各机关识字、读报、娱乐的教育组织，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的一个附属组织”。“列宁室要成立政治研究组、组织讲演会、设问答簿”。 [7]帮助群众解决一般的政治理论问题。俱乐部、列宁室的建立，构成了遍布苏区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再次，建立广泛的群众组织，人人都来做群众工作。在中央苏区创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群众组织的建设。随着中央苏区的扩大，广大工农群众在斗争中不断组织起来。仅赣西南地区，1930年组织起来的群众就有150万；到同年10月红军攻取吉安时，竟“有400万有组织的群众”；[8](p131)到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比较固定的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区域形成时，这块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民众250万。此时的群众组织主要有苏维埃、工会、贫农团、青年团、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的群众工作，成效显著。“苏区广大军民为开辟苏区、扩大苏区、保卫苏区，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巨大的牺牲。在1930年10月第9次攻打吉安时，10万工农群众与红军一道奋勇顽强地投入战争，其中牺牲近万人。1932年3月，红3军团攻打赣州时伤亡达3000多人。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损失12000余人。在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在扩红运动中到处出现有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兄弟争挎枪的动人情景。在红军出发的8.6万多人中，仅赣南籍子弟就达五六万人，占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苏区人民还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仅赣南地区，就提供了稻谷84万担，棉花8.6万余斤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红军过于都河时，群众拿出门板、棺材板架浮桥。在中央苏区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40万，青壮年有50万，先后参加红军的有33万余人，支前的有60多万人。”[9](p83)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群众工作就显示出的巨大的宣传优势和组织优势。

经验与启示四　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群众工作成功的法宝。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访贫农。”[10](p148)这首七十多年前中央苏区群众称赞苏区干部的山歌，正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文道德和精神血脉的传承与发扬，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区斗争历程中精心培育形成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关心群众，执政为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模范带头，争创第一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主要内涵。笔者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本质和真谛。“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就很受感动”。“张闻天自己也同样身体力行，严于律已，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他亲自率领中央政府各部组织‘礼拜六义务劳动组’，由部领导任组长，分赴各地帮助红军家属和孤寡老人耕地、锄草、挑水、种菜等”。 [11](p95)中共兴国县委提出，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做到“十带头”，要成为“四模范”。即“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执行勤务带头，参军参战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发展生产带头，移风易俗带头，优待红军带头。”“四个模范”则是“扩红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在实际工作中，苏区干部也是这样践行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比比皆是。时任兴国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的危秀英回忆：“那时干部是不允许吃群众的饭的，都是自己带米带饭包，放到老百姓家里煮。也不吃老百姓的菜，自己带点包菜霉豆腐。每人一双草鞋，一顶雨笠”。可见，苏区干部与人民群众完全是艰苦与患难相依。

同时，为了使干部廉洁奉公，苏区各级政府始终坚持“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坚持群众的监督与专门检察机关的监督相结合，贯彻群众路线和民主原则，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批评和监督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尤其重视依靠群众开展工作，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另外还建立了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以及群众法庭四部分组成的群众性监察组织，并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这一工作实践后来形成为举报制度。”[12](p67-68)工农检察委员会依据训令，抓住典型，在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两年间，“查处了‘左祥云案’，‘熊仙壁案’，‘谢步升贪污腐化案’，‘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公物案’等一批大案要案。一些公职人员或因贪污，或因浪费或因官僚主义，受到监禁、撤职、严重警告等处分。”[12](p54)从而保证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央审计委员会在1934年9月审计了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发表的审计报告说：“只有苏维埃是当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7]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作风，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生活有了一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