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未照搬苏联五年计划模式（2）

更为重要是，对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尊奉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实际上是抱着试试看再说的态度。他们有着一个基本的信念，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才是可靠的。

“一五”计划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开始设想突破苏联模式，独立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随后发动大跃进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就是毛泽东对中国自身道路的一次失败的尝试；“三五”时期他更是严厉批评国家计委“计划工作学上了苏联似乎就很难改变”。可以说，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在不断的破坏和创新中探索中国之路，在他心目中，成功的学习并不是掌握了“先进经验”，而是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构想出苏联式的高度科学控制的计划经济理想系统：国民经济转化为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中的每个企业都成为同一个公司的厂子或者车间，在这个公司里没有旧资本主义社会“盲目经济力量的自发运作”的余地，也没有个人工厂之间的商业联系。【6】

中国的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在中国这种农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情条件下不可能实行高度集中、“大而全”的计划体制。1948年，刘少奇就设想中国必须防止超过实际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即要突破原有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做到“大计划，小市场”，必须放开在农村一些地区、城市中的手工业等这样的小市场。但是在大银行、大商业、大运输交通业以及大的工厂上，必须依靠计划，即“大计划，小自由”。【7】

即便是在1956年，工业基础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共中央仍然认为当时我国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陈云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8】

总体上，中国没有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实行全面的计划控制，而是采取了一种抓大放小的策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松散的计划体制，一种“大计划、小自由”的体制。即国家计划只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基本建设总投资额、重大建设单位、职工总数、平均工资以及各项主要事业的发展进行平衡和控制，其它则由地方计划安排，或者由企业、基层单位自行安排的体制。【9】

中国也没有像苏联那样制定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计划，陈云在当时就指出苏联计划制定的指标过细、表格过繁，必需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简化修正。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各国中，中国是个例外，由于开创较晚，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得到好处，因此没有制定涉及一切经济细节的五年计划。从而没有闹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不是笑话的笑话”：

“在波兰有个著名的笑话——它实际上不是笑话，它是事实——国民经济计划中有酸黄瓜的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在计划中规定了一个狩猎季度中应该猎取的野兔数目。同时，例如得不到女用纽扣或发针，只是因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它们被忘记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