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未照搬苏联五年计划模式（3）

对工业生产、以及物资调配并没有实行全面的中央计划控制，只是控制关键性的产品与物资。工业生产方面，多次扩大企业的计划外生产的自主权，国家计委统配物资最多时也只有370种左右（1965年），而苏联在50年代初就达有2370种之多。【11】企业在工业生产方面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12】

更为关键的是，对于占据国民经济主要部分的农业很大程度上只是进行间接的计划调节而不是直接的计划控制。“一五时期”，在制定农业计划的时候，由于我国已经有解放区的多年经验，并没有照搬苏联50年代对农业实行直接计划的方法，1955年以前，实行估算性计划，在1956年合作化以后，仍然实施间接计划。不是采取下达计划指令的方式，而是主要通过价格、农贷、税收政策和预购合同等来调节，把农业纳入计划的轨道。【13】

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与不确定性使其很难像工业生产一样进行严格的计划控制。这一点领导人有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苏联式以钢为纲的制定计划方法，他说“这样子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因此，农业计划不像工业产品计划指标下达到企业，主要农副业产品指标是下达到地区，而且下达指标也只有20个左右，“二五”以后更是减少到不足10个，只包括主要农产品，远低于工业产品下达指标的数量。中国的农业计划主要是靠地方、靠农民自己，农业计划实际上只是起到政策性引导作用。

计划体制是一个集权的体制，哈耶克等人将其视为计划经济的根本特征。可能是出于战争时期的经验，以及对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对权力高度集中深感厌恶，他亲自领导了两次大分权，来摧毁这一高度集中的体制。

1956年4月毛泽东通过间接调研，就意识到过度集权的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一样，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4】1958年9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进计划管理体制，要求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总共有国家，省、市、自治区，县三个层级有计划管理权。【15】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并开始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16】到1959年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降到了67种，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批评中央收权收得过了头。【17】1969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经济管理体制开始大变动，毛泽东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大批中央部属企业被下放到地方，经过1968—1970年的下放，中央部属企业由1965年的10533家减至500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2.2%降到8%。【18】另一方面是下放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基建投资的权力，实行地方大包干。

经过计划管理权的下放，中央政府计划管理的实际范围大大缩小。1958年大分权以后，中央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度下降到36.2%，中央项目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支出比重下降到42.4%，随后这两个比重都有所回升，但也都只在60%-70%左右，地方和企业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建设投资的自由。

这种大分权尝试是对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的一种破坏，造成了计划体制中央集权的行政协调下移，地方成为主要的行政协调中心。这使得当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被划分成许多盘子，中央管最大的盘子，包括大型的企业与大型的建设项目等，各地方各管自己辖区内除去中央部分的盘子，包括地方工业、农业等。根据国家计委老干部白和金【19】回忆：

“当时国家计委系统是‘分兵把口，上不管下’，除了一年一次的计划会议以外，上下级计委平时没有太多的联系， 上级计委不过多干预下级计委工作，计委主要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20】

中国计划经济形成了不同于苏联以条条为主的U型结构，而成为块块为主的M型结构，经济体系按照地理划分，多由地方所控制。【21】

最后，计划是一种严格控制的“科学”，但是毛泽东时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对这种常态造成不断的政治冲击，计划经济长期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中运行，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实行过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