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未照搬苏联五年计划模式（4）

计划经济时期，五年计划并不具有严格的计划性，“二五”—“五五”期间，五年计划没有对外正式公布，相当部分的年度计划安排实际脱离了五年计划。 “一五”—“五五”期间，每个五年计划方案，由于经常变动，平均实际有效期只有2.58年。“一五”计划出台时，计划期已经过半；国家计委的“二五”计划出台时，计划期也已经过了近两年，后三年实施也经历了好几次纠左和反右的折腾；“三五”计划虽然在计划期前就制定完成，但是实施第一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计划工作已经基本失控；“四五”计划实施大半，又经历了一次调整；“五五”计划也是实施期过半，才正式出台。

图为五年计划实际实施年数（“一五”——“五五”）

年度计划也是如此，“计划赶不上变化”实际上是工作中的常态。年度计划频繁调整，甚至朝令夕改，常常是“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一年到头订计划，春夏秋冬议指标”，文革期间计划更是受到很大的冲击，1967、1968年两年连年度计划都没有制定。

计划经济的中国特色之所以成为中国优势，是由于它称不上一个纯粹的目标统制体系，而是一个“大统一、小自由”，“大计划、小市场”，“有计划、无控制”的非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破碎的国家计划表面下，覆盖的是多元分散的、蠢蠢欲动的自发经济。这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顺利转型的重要历史因素。

计划经济具有根本的缺陷，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但是计划体制本身有其优越之处，能够快速地集中资源，推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计划体制在发展经济方面绩效不佳，但是在减少贫困、发展教育、提高健康水平等方面却表现出了高绩效。【22】中国计划经济的近三十年实践告诉我们，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要什么样的计划。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新的整整一代人的探索。

【1】钱钟书：《围城》，1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一（1959年末—1961年初）。

【3】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366。

【4】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汇报时的谈话记录，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266页。当时，周恩来和陈云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参见薄一波：《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5】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参见《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5-245。

【6】苏联的领导人布哈林、拉林（Larin）都提出了这一设想，参见彼得·罗澜：《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弱》，36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参见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

【8】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参见1957年8月国家经委《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载《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108页。

【10】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3页，1981年。

【11】苏联把物资分为三种，即分配权限属于国家计委的“基金化产品”，分配权限属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计划产品”，以及分配权限属于各加盟共和国的“非集中计划产品”。基金化产品在50年代初就达有2370种之多；而“非集中计划产品”的份额很小。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2】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参见《陈先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计划要实行分级管理，“乡、社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统一由县负责规划；专区、县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统一由省、市、自治区负责规划；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经协作区综合平衡后，由中央统一规划。”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第428页，1996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6】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7-251页。

【17】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18】赵德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19】白和金， 1940年出生，先后就职于四川省计委、重庆市计委、国家计委，曾担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国家计委秘书长、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家计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20】2010年8月31日访问白和金记录，访问地点：国宏大厦，访问人：鄢一龙、吕捷。

【21】钱颖一等人划分了根据组织理论，划分了计划体制的两种结构，在M型结构中，组织被分散为独立的单位，因此不同面向的活动之间协调问题可以在底层完成。相反，在U型结构中，组织被分解为一些专业化、因而无法独立存在的单位，协调无法在底层实现，只能由高层管理者完成。（Qian,Roland and Xu，Why is China different from Eastern Europe? Perspectives from organization theo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43, Issues 4–6, April 1999, Pages 1085-1094）

【22】世界银行八十年代初考察中国后评价到：“中国过去的发展战略和目前的体制总的来说，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社会。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是极低的，可以说不存在极端贫困现象。但是城乡人均收入之间却存在差距。其他国家中极端贫苦人口所遭受的苦难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和高婴儿死亡率、文盲普遍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等，在中国已差不多消除了。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却突出地高”。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

原标题：中国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