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毅：法治越成熟，转型越平稳（4）

贫富差距导致暴民政治

《南风窗》：据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程度比较高，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比较开放，司法独立也得到了很好保障，但是印尼的法院依然存在严重的腐败。这好像是很矛盾的状况。

陈弘毅：印尼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新加坡、马来西亚低，法官的收入估计也是很低的。在独裁统治期间没有司法独立传统，已经有贪污腐败的做法，持续了几十年，法官和其他官员已经习惯了贪污，在民主转型后，不容易在短期内就改变。民主对于司法腐败问题应该不是太大的影响。印尼民主化后，成立了宪法法院，找一些不是原来的法官，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宪法法院，特意与原来的没有联系。

《南风窗》：一般认为，法治是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融合的前提条件。但是据分析，菲律宾虽然在法治方面表现良好，但是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政治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如何理解这种情况？

陈弘毅：主要还是因为菲律宾的社会结构。菲律宾虽然实现了民主，但同美国引进的民主有很大的区别。菲律宾有西班牙殖民的历史，统治了几百年，形成了一些社会精英，主要是地主。菲律宾独立后，政治权利还是集中于社会精英，但很多人是贫民，贫富差距很严重，所以民主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会出现暴民政治。菲律宾的威权统治者马科斯就是被人民力量推翻。后来民选的埃斯特拉达总统由于一些丑闻，在群众不断示威、包围总统府后，逃走了。菲律宾没有很强大的中产阶级，有些底层人民不接受法律规定的游戏规则，就会发动群众运动推翻总统。民主不稳定的，除了菲律宾，还有泰国。泰国是形成了一个循环，民选政府，军事政变，然后又民选。民主不稳定的地方，一般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教育水平也不高，也不懂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不遵守法治规则。

《南风窗》：香港的法治发展好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精英主导的模式，包括日本、新加坡也是如此，这种法治发展模式是否比较高效？

陈弘毅：自下而上可以说是革命了。法治发展也可以是上下结合，就是社会上有要求改革的愿望，政治精英层次里也有人支持，最后就出现了改革。韩国就是这样的例子。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力量非常强。到了1987年，有反对派站出来，当时政府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镇压，另外一个就是谈判。卢泰愚有军方背景，当时可以选择镇压，因为韩国有过1980年“光州事件”镇压的先例。但是当时要搞奥运，如果镇压就不可能搞成奥运，政府就和反对派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制定了1987年宪法，直到现在都在用。这部宪法建立了宪法法院，有比较完善的人权保障制度。可以说东亚模式就是上下结合的模式，台湾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