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拼爹时代”何时休（2）

中国是少数存在制度性“拼爹”的国家，户籍制度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分化

相较于其它国家，中国是少数在制度上直接为“拼爹”提供舞台的国家。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本就十分严重的阶层固化现象雪上加霜。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国92.8%的农业生产者就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当中98.4%是农业户口，89.8%居住在农村。

同时户籍制度也限制了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不同地区在政策层面很难实现平等。来自“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的“拼爹”也不按“常理出牌”，毫无规则，蔑视法律

在美国净资产500至2500万美元的家庭，有90%的家庭将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视为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重要因素。而根据皮尤基金会的调查，四年制大学文凭是贫穷家庭子女经济变动性由底部向上爬升的最强推动力，能使其跻身最高经济阶层的概率提升三倍。

所以，在美德等国，“拼爹”多是在教育领域体现的。而在该领域中，“拼爹”的方式也是有规则可循的。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学校，居住在更好的社区外，还有一些其它“拼爹”方式，比如父母是医生的家庭可以通过推荐信的方式使得孩子能够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医学院校，而父母是学者的家庭可以通过帮助孩子参加科学竞赛的方式增加其被优秀大学录取的筹码。

相对于美德等国比较“老实”和“正式”的拼爹，在中国，拼爹的手段就要“多元”的多。政策加分、内部录取和跨地高考等等，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公务人员通过手中的权力为子女“安排”工作。而近几年，“萝卜招聘”、温州官员公然瓜分公务员职位等等案例层出不穷，这种“安排”工作甚至成为了官员的一种隐形福利。

而制度的不公开、不透明，更是成为了这种“拼爹游戏”的沃土。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变得更为严重。根据清华大学的对19所高校6000多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官二代的起薪要超过非官二代13%（官二代标准为父母中至少一人为政府官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也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即便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仍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此外，“坑爹”事件的不断爆出，还进一步放大了人们对“拼爹”的疑虑。2012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2）》就指出，吏治腐败，特别是裙带关系、官二代等问题屡屡发生，尤为引发人们不满。

为什么中国人比美国德国人更反感“拼爹”？

“拼爹”之风越盛，贫富分化就严重，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超欧美

渥太华大学的研究还表明，在一个国家里家庭出身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越大，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越明显。这种相关性被形象地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The Great Gatsby Curve)。而盖茨比作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悲剧小说中的人物，正代表了人们在财富与社会地位里的挣扎。在曲线中，“代际流动性低”且“基尼系数高”的典型代表是拉美国家，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

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最新基尼(Gini)系数为0.47，连续多年超过0.40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而贫困阶层的下一代又输在了“拼爹”起跑线上，形成了一个难以跳脱的怪圈。相比之下，美国和德国的基尼系数仅分别为0.38和0.30。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rankoMilanovic在《富人与穷人：全球贫富差距的另类简史》中，将不平等比作胆固醇。“就像一定量的胆固醇有助于防止体内脂肪堆积一样，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助于刺激人们努力学习、工作或创业。”他写道，“同时也确保人们不至于因变动性太大而有随时向下滑落的可能。胆固醇过多会导致动脉阻塞，并引发疾病。一旦只有处于顶层的人群才能获得教育机会和最好的职位，社会成员中的一大部分群体（穷人）就被剥夺了获得技能与知识的机会”。而对于陷入怪圈的中国贫困阶层来说，他们就丢掉了这种机会。其中很多人甚至陷入了绝望。根据《潇湘晨报》的调查，有超过75%的国人认为“父辈的职业在很大长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还有22%的人认为“无法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