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农:德国人为什么能“自哀”?

何农:德国人为什么能“自哀”?

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3日文章:德国人为什么能“自哀”?  每年,围绕日本对战争的认识态度问题,日本政府或某些当政者的言行,总会在几个重要的纪念日里引起其他亚洲国家的不满甚至愤怒。

相比之下,看看两次世界大战中与亚洲国家遭遇类似的欧洲,针对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战争,他们的心态就健康得多、对有关问题的处理就成熟得多;可以肯定,将来他们面临与战争有关的遗留问题带来的麻烦,也会少得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之所以有近乎“天下大同”的今天,除了法、英等所有国家持续多年、坚持不懈的和平、和解努力之外,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失败者德国,针对其他欧洲邻国的深刻反省和认罪、自责、忏悔、道歉,更是一个主要因素。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双腿一跪,带来了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改善关系的“新东欧政策”,也为勃兰特赢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对在战争中受尽日本人欺辱的亚洲同胞而言,指望有日本主要领导人下跪请求原谅,似乎遥不可及;指望他们从心里认罪服输,似乎更是天方夜谭。让他们道个歉都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言又止,更何况他们还要在曾有的勉强抱歉的立场上不断后退。

日本为什么做不到、或说还没有做到德国能做到的事情?这个先放下不表。先说说为什么德国人能知错认错、获得别人谅解的同时自己也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除了地缘政治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似乎有一个宗教原因。欧洲人大都是基督徒,无论是拉丁文化国家的天主教,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的新教,信的都是基督。做了坏事,“忏悔”这个宗教动作,能让他们释然。特别是对天主教徒而言。据统计,全球69亿人口中,有22亿人,也就是31.5%的人口为基督信仰者,构成了世界最大的宗教群体。而据统计,日本不信教人口7200万,占该国总人口的57%。

还似乎有一个文化原因。错了就认错呗!这也没啥。同时,错了就道歉,这也是天经地义。被老百姓一票一票投选出来的堂堂总统,能在大庭广众面前承认私生活当中最隐秘、最难以启口的部分,并亲口道歉。而且事后还能安之若素、继续当总统、当前总统、当国务卿丈夫,没准以后还是“第一丈夫”,这在东方政治文化中似乎无法想象。当然,克林顿的故事如果放在欧洲,可能是另一个结局,但“错了就认”、“认了就完”这种心理状态,美、欧这些我们眼中的“西方人”,大致差不多。

是不是还应该找到一个“技术原因”或曰“整体环境”的原因啊?欧盟能走到今天,完全是“精英设计”出来的。从一开始,法德的“煤钢联营”就直奔主题:煤、钢这两种战争基本的物资,都联合经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还怎么能够打起来?当然,还有谈判、让步、妥协等等技巧。有了“联合”的大方向,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其它的小枝小杈,都是次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盟最初的那些设计者、实践者,无论是法国人让·莫奈、罗伯特·舒曼还是德国人康拉德·阿登纳等等,他们的智慧、远见卓识和对历史的贡献,我看也不亚于美利坚建国时的那几个伟人。

欧盟能够做到至少迄今为止保持了和平、保证了成员国之间关系和谐的种种优势中,包括制度成熟的优势,例如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成本高、效率低,但持久稳定、运转平和,发生大的社会革命的风险较低;也包括社会人文优势,譬如民众普遍教育程度较高,整体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平均,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同一制度的历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方法论的优势,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看待这个世界、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方法论优势。

譬如,在种种关于欧债危机的议论中,有一种言论颇为流行,说“欧盟?危机过去了那又怎么样呢?”其言下之意是说:欧盟也就这样!有没有危机都差不多!成不了全球第二,更成不了全球第一。欧洲人则回答说:“我们就没打算怎么样!我们成不了第二更成不了第一,但这样不是挺好吗?”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言下之意,那就是:老子又不是没有曾经天下第一过,那个不再吸引我!

反观日本,其不断强大的国家机器,正在一步步强化民意中“民族主义”的成分、“卧薪尝胆”的成分、“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成分、“不服气”的成分。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论,越来越弱肉强食,也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当然,如果这样走下去,最终,一定会走向国家强大的反面。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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