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第三条道路”治理欧债危机或酿“政治地震”

美国肇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希腊于2009年底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紧接着，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普遍爆发。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欧洲学术界对欧元区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大量分析，先后提出了美国次贷危机波及论、美国评级机构推动论、欧元区制度缺陷论、高社会福利论等见解。应该说，这些见解，对于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学术界包括欧洲学术界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原因的分析，有两个方面被忽视了，这就是：“和平演变”苏东的后遗症和西式民主制度的功能紊乱症。

所谓“和平演变”苏东的后遗症。毫无疑问，超越社会承受力的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续。然而，我们都知道，欧洲大陆诸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改良型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谓“改良”，集中体现在经济的分配领域：主张适度公平，限制资本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削与掠夺，劳动者可分享部分企业剩余。但由于它没有改变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的经济制度，所以从本质上看，这种社会经济模式，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既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怎么可能建设一个覆盖全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所谓高福利制度呢？回顾一下冷战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个中原因在于，冷战期间出于对前苏东国家“和平演变”的需要。

众所周知，战后的一二十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但直到六七十年代，欧洲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所以，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质量所进行的斗争此起彼伏。以法国为例，仅1976年劳资冲突即达4400余次；而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对峙局面不断加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对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欧洲大陆诸国大致从70年代开始，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希冀借此建设一个对苏东国家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人间天堂”。如法国，60年代刚刚开始在个体经营者中筹建社会保障，70年代开始在不同行业、地区和部门筹建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1978年1月立法规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社会保险，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医疗和生育保险、退休保险、家庭补助等三大社会保险。也就是说，到70年代末，所谓覆盖全社会的高福利制度，在法国才初具雏形。历史已经表明，欧洲这一战略对于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建设所谓的高福利制度是要钱的。钱从何而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通过提高资本所得税去筹集，只能靠发行国家债券以借新债还旧债这种“寅吃卯粮”、“吃子孙”的方式去筹集，从而推动欧洲诸国的主权债务持续攀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欧洲在冷战时期对原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后遗症，也是欧洲“和平演变”苏东所应付出的代价！

所谓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紊乱症。通过选票决定执政党派和执政团队，本意是为防止专制和独裁的一种制度设计。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日趋腐朽，这种西式民主制度逐步异化为资产阶级内部的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另类“敲门砖”：每当换届选举时，参选的各利益集团的头面人物，为捞取选票，纷纷登台，竞相对选民许诺，开出为选民谋福利的“空头支票”。如此循环往复，将选民对社会福利的胃口越吊越高，社会福利投资越来越多，国家主权债务负担越积越重，终致不可持续。至2014年初，18个欧元区国家的整体债务率已高达92.6%，有的国家甚至达到180%，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线。所以，欧洲西式民主制度功能的紊乱，是欧元区诸国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推手。